主考任亨泰、副考陈迪，这是早就明牌了的。

    因此，近三年来，但凡能寻到的任、陈二人的文稿，都被刻印了无数遍。

    从早年的窗课习作，秀才试卷，到举人时的墨卷，乃至殿试策论，为官后的奏疏，闲暇时的诗文，无一遗漏。

    “任公为文，最重义理，结构森严，尤擅《春秋》笔法…”

    “状元公早年诗作清丽，后转沉稳，其奏疏条理分明，切中肯綮，尤重‘可行’二字…”

    类似的“考官文风剖析”，在士子间口耳相传，奉为圭臬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试图从那有限的文字里，揣摩出一丝半缕考官的偏好。

    至于七位同考是谁，直到锁院前一刻才公布，这更引发了疯狂的猜测。

    傅友文管户部，是否偏爱谈钱粮赋税的策论？

    焦芳掌刑名，律法经义会不会成为重点？

    那几位致仕的老臣，学问路数又是如何？

    猜，拼命地猜。

    尤其是对新增的“新算学”，和必定紧扣时政的“策论”，猜题几近疯魔。

    “必考海运！太子殿下力主开海，此乃国策！”

    “不然，东北屯垦动用民力数十万，关乎国本，策论岂能不涉？”

    “算学题…听闻用的是新符，与旧法迥异。唉，家中虽托人抄来那《简数符说》，可时日太短，仓促间如何能熟？”

    “江南文教昌盛，消息灵通，于此等新学接触自是多些。北地、西陲的同年，怕是更吃亏了……”

    类似的对话，在无数个角落里发生。

    希望与焦虑，自信与惶恐，算计与侥幸，在三月初的南京弥漫。

    贡院后堂的烛火，亮了一夜。

    前院供着至圣先师牌位的大成殿，在黑暗中沉默矗立。

    殿外广场上，号舍蜂巢般整齐排列，只等着怀揣着炙热梦想的士子填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