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子行辕设在西湖边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，窗外便是孤山，苏堤杨柳依依，雷峰塔倒映在水中，随波轻漾。

    次日天明，钱端匆匆赶到太子行辕。

    他在门外等了小半个时辰，里头一点动静没有。

    问门外的侍卫，侍卫只说了四个字：“殿下歇着。”

    钱端不敢走，也不敢再问，在廊下站得腿都僵了。

    昨天太子当着一街两巷的百姓和三司官员，劈头盖脸那通训斥，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似的，狠狠抽在他脸上。

    那一幕，他昨晚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，越想越后怕。

    可转念一想，太子训过之后便让他退下了，并未实际追究。

    既没有摘他的印，也没有把他交给按察司。

    他寻思，这大概是太子做给浙江官场看的姿态。

    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储君初到要立威，拿他这个参政开刀，无非是杀鸡儆猴。

    既然当时没动他，过后大概也不会再动了。

    正想着，街口传来一阵马蹄声。钱端抬头一看，三匹马到了行辕门口。

    赵勉翻身下马，陈迪紧随其后，夏元吉袍角沾着一大块泥巴。

    三人看见钱端站在廊下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侍卫进去通报，不多时便出来请四人入内。

    朱允熥坐在正堂上，看见赵勉等进来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

    “三位这半个月，跑了不少地方？”

    赵勉拱了拱手：“臣去了嘉兴、湖州。”

    夏元吉道：“臣去了绍兴、宁波。”

    陈迪道：“臣在金华、严州。”

    朱允熥笑了一下：“巧了，我从处州过来，走的是义乌、诸暨。咱们四个人，把浙江走了个遍。诸位且说说，看到的是何情形。”

    赵勉先开了口：“臣在湖州，看见长兴县一个姓顾的乡绅，名下四百亩地，册子上只记了二百二。剩下的一百八，全摊给了佃户。

    有几户佃农今年要多交四成粮，找到县衙说理，县衙说清丈是朝廷大政，数目不能改。

    一个老妪拦着臣的马车，把她家的税单举给臣看。她说她家两亩田，今年要按三亩半纳粮。

    臣问她多出来的一亩半从哪来的，她说她家屋后有一片桑树林，县里把桑树林算成了田。

    臣去看了，那片林子一共也就二十来棵桑树，早年是养蚕用的，蚕早就不养了，地也荒了。

    但县里说，能种桑树就能种粮食，也得算成田亩数。”

    朱允熥怒道：“这不是瞎胡闹吗？老百姓岂不是恨死朝廷了？”

    钱端坐得笔直，脸色越来越白。

    夏元吉声音比平时又沙哑了几分。

    “臣在绍兴，查了山阴、会稽两县。山阴有个姓程的举人，家中良田不下五百亩，鱼鳞图册上只记了八十亩。

    他是怎么藏的？把田写在远房亲戚名下，一个名字挂三四十亩，挂了十几个名字。这些名字有死了的，有迁走的，有根本查无此人的。

    他瞒下来的赋税，全摊到了本甲其他农户头上。有一户人家，男人跑了，女人带着三个孩子，名下一亩田没有，每年要交两石粮。

    这个女人瘦得皮包骨，挑着担子到县衙交粮的时候，连门槛都迈不过去。”

    朱允熥瞥了钱端一眼，看得他脖子一缩。

    陈迪最后一个开口：

    “金华知府把布政司摊下来的田亩数，压到了各县，各县压到了各里甲，各里甲压到了各家各户。

    压到最后，真正多交了粮的全是贫户，大户纹丝不动。

    有的大户怕出事，主动找到县衙说要退田，县衙反倒替他们遮掩，说‘你们的田契没问题，是朝廷要求太高’。

    这话传出去，贫户就更不服了。臣在永康问一个老农，今年的粮交不交得起。

    他说交不起。臣问他交不起怎么办。他说‘那就跑’。臣问他往哪跑。

    他说往山里跑，往江西跑，往福建跑。他说反正不在这待了。”

    赵勉叹了口气：“殿下，清丈本是善政，可到了底下，全走了样。胥吏清丈的尺子，专往穷人田里多量几尺。臣真的怕激起民变！”

    朱允熥把手里茶盏重重搁在桌上。

    “以太子行辕名义，出个公告。谁占田，谁退田。这个底线绝不松动。严禁转嫁贫户。

    违者，不管举人还是知县，一律法办。胥吏敲诈勒索的，当场革职，从重治罪。逼死人的，一命抵一命。

    各县衙门清丈册子一律张榜公布，谁家有多少田，谁交多少粮，全贴出来。

    让里甲邻里互相监督，藏田的大户三年之内补清赋税，能补清的既往不咎。补不清的，田充公。”

    赵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