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松沉默了很久，终于点点头：“我会考虑。”

    他转身要走，忽然又停住，背对着高育良，声音很轻：“爸……谢谢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站在阳台上，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门后，久久没有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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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高小凤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挽住他的胳膊。

    “他叫你了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点点头。

    高小凤靠在他肩上，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陪他站着。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初春的气息。她老了，他也老了，但这一刻，他觉得这辈子值了。

    “小凤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我亏欠你们娘俩太多。”

    高小凤摇摇头：“说这些干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我是说，”高育良顿了顿，“往后，我想好好陪你们。”

    高小凤没接话，只是把他挽得更紧了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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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日子就这么过着。

    小松最终还是去了那家证券公司，凭自己的本事通过了面试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高育良的儿子，从基层的分析师做起，每天加班到很晚。高育良有时候在客厅等他回来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点点头，就回房间睡觉。

    芳芳的公司开起来了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她偶尔带着孩子来吃饭，跟高小凤聊些家常，跟高育良的话却还是不多。但至少，她开始叫“爸”了。

    吴惠芬办了退休手续，一个人住在汉东大学的老房子里。她再也没有来找过高育良，只是在过年的时候，托人送了一盒茶叶。高育良收下了，泡了一杯，觉得味道很淡。

    真正让高育良在吕州扎下根的，是他开始“帮人”这件事。

    一开始只是偶尔有人求上门来。后来消息传开，来的人越来越多。有想拿地的开发商，有想升迁的基层干部，有想评职称的大学教授，有走投无路的老百姓。

    高育良从不收礼。他只是坐在那张老红木椅上，泡一壶茶，听对方讲。讲完了，他有时会给个电话，有时只是讲一段当年汉东的旧事，讲一个进退取舍的道理。

    “我老了，帮不上什么大忙，”他总是这么说，“但你们年轻，路还长，有些事，可以少走弯路。”

    他帮一个农村老太太的儿子翻了案，帮一个下岗工人的孩子凑齐了学费，帮一个创业失败的年轻人重新站起来。这些事没人知道，但传得比什么都快。

    渐渐地，吕州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：找育良书记办事，不需要送礼，不需要塞钱，只需要带着诚心来，听他说几句话，你就能找到门路。

    有人叫他“高老”，有人还是叫“书记”，有人干脆什么都不叫，只是恭恭敬敬地鞠个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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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年后的一个傍晚，高育良又在阳台上看夕阳。

    高小凤端着一杯茶走过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她老了，但眼睛还是像当年一样亮。

    “今天来了个年轻人，”她说，“说是当年你在监狱里教过他怎么读书。现在考上公务员了，特意来谢你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愣了一下。在秦城那几年，确实有个年轻的狱友，他看不下去对方自暴自弃，就每天拉着他下棋、聊天，讲《万历十五年》，讲为官之道。

    “他出来了？”

    “出来了，还带了一篮子土鸡蛋。”高小凤笑了，“说是自己老家养的，正宗土鸡蛋，一定要你尝尝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没说话，伸手接过茶杯。

    身后传来脚步声。是小松，下班回来了。他走到阳台门口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进来，只是说：“爸，妈，吃饭了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转过头，看着那个站在门口的年轻人。他的儿子，长得跟他年轻时一模一样。那一瞬间，他想起很多事——想起当年在汉东大学教书的日子，想起第一次见到高小凤的那个下午，想起最后一次站在被告席上说的那番话。

    “来了。”他站起来，牵起高小凤的手。

    走进屋之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天边的晚霞。吕山轮廓清晰，京州市的灯火渐次亮起。在这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里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终于活成了德高望重的前辈。

    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活成了一个父亲，一个丈夫。

    晚饭的桌上，小松破天荒地主动给他夹了一筷子菜。

    高育良低头吃饭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但高小凤看见，他眼眶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