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松最终还是去证券公司报了到。

    高育良没问他是怎么想的。那天深夜阳台上的对话之后，父子之间依然话不多，但有什么东西变了。小松出门前会跟他说一声“爸，我走了”，下班回来会点点头。高育良觉得，这就够了。

    真正让高育良忙起来的，是芳芳。

    女儿的公司卡在一个关节上——进出口资质批不下来。芳芳跑了一个月，该拜的码头都拜了，该送的礼都送了，愣是没人给句准话。

    “爸，您就帮我打个电话。”芳芳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眼圈发红，“就一个电话。那些人听说我是您女儿，态度都挺好，可转头就没下文了。我知道他们怕什么，怕沾上您的事儿惹麻烦。可您都出来了，还判过了，还想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端着茶杯，没吭声。

    高小凤在旁边打圆场：“芳芳，你爸有他的考虑……”

    “考虑什么？”芳芳站起来，“我知道，您当年在位的时候，多少人巴结您。现在落魄了，人家躲着走，您心里不舒服。可那是您的事，我的公司等着救命呢！”

    高育良放下茶杯，看了她一眼。

    那一眼很平静，却让芳芳愣住了。她想起小时候，父亲还是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的时候，每次她闯了祸，父亲就是这样看着她，不说话，她就知道错了。

    “你刚才说，”高育良开口，“那些人听说你是我女儿，态度挺好？”

    芳芳点点头。

    “那就对了。”高育良站起身，走到阳台上，“态度好，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芳芳追出来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没回头，只是说：“回去等着。三天之内，有人找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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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三天上午，芳芳接到电话。

    打来电话的是海关的一位副关长，姓陈。电话里态度客气得近乎热情，说了解到芳芳公司的资质申请遇到一点“流程上的小问题”，他们已经专门研究过，完全符合规定，下周就能批下来。末了，陈副关长还问了一句：“高老身体还好吧？替我问候他。当年在省委党校听过他的课，受益终生啊。”

    芳芳握着电话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    她挂了电话就打给高育良：“爸，您怎么做到的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在电话那头语气很淡：“我什么都没做。”

    “不可能！那个陈关长说……”

    “他说什么不重要。”高育良打断她，“芳芳，你要记住：到了这个份上，我这张脸就是一张名片。递给谁、什么时候递、递完说什么，比递不递更重要。”

    芳芳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您什么时候递的？”

    “你来找我那天的晚上。”高育良说，“我给老周打了个电话，提了一句我闺女在办进出口公司，遇到点麻烦，我没好意思麻烦他，就是想找人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。老周说，他正好认识海关的人，帮着问问。”

    “就这？”

    “就这。”高育良顿了顿，“芳芳，官场上的事，很多时候不需要直接开口求人。你只需要让别人知道，你还在，你还有晚辈在办事，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芳芳握着电话，忽然有点想哭。她想起自己在国外那十五年，每次遇到难处都只能自己扛。她恨过父亲，恨他出事毁了这个家，恨他在监狱里让她在国外抬不起头来。可现在她才明白，有些东西，是她这辈子都学不会的。

    “爸，”她声音有点哑，“谢谢您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没接话，只是说：“公司开起来好好做。有什么事，回来吃饭说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高育良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吕州的天空。

    高小凤走过来，把一件外套披在他肩上：“芳芳那边成了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点点头。

    高小凤犹豫了一下：“你……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成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没回答，只是笑了一下。那笑容里有复杂的情绪——不是得意，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感慨。他这辈子在官场沉浮几十年，最擅长的就是这种“什么都没做”的艺术。可如今用在自己女儿身上，他不知道该欣慰还是该惭愧。

    “小松那边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挺好的，”高小凤说，“天天加班，说是领导挺看重他。”

    高育良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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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真正让高育良“爽”起来的，是小松带回来的一条消息。

    那天下班，小松难得主动坐到高育良对面，说起了单位的事。原来他所在的证券公司最近在争一个大项目——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笔债券发行，几个亿的盘子。小松的部门经理知道他是本地人，随口问了一句认不认识开发区的人。小松说不太熟，这事就过去了。

    “爸，”小松看着他，“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，是不是当年您提拔过的？”

    高育良想了想：“张主任？他是汉东大学政法系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