芳说不知道，神神秘秘的。

    书房里，高育良把教案摊开，指着其中一段。你这里写，洋务运动失败了，因为它只学技术，不学制度。这个结论，是对的。但太简单了。历史不是简单的对错。洋务运动的人，不是不知道制度重要。是他们不敢动。动了制度，就是动了根基。根基一动，地动山摇。他们怕。怕的不是洋人，是自己人。自己人比洋人还可怕。你动了他们的饭碗，他们就要动你的命。所以洋务运动的人，只能在技术上下功夫。技术不碰制度，不碰人，不碰饭碗。洋人来了，技术可以学。自己人来了，制度不能改。这是历史的无奈，不是人的错。

    赵明远愣住了。高书记，您这话……高育良摆摆手，我这话不好听，但是实话。你写历史，不能只写对错。要写人，写人的怕，写人的难，写人的不得已。写清楚了，学生才能懂。懂了，才能想。想了，才能选。选了，才能走。赵明远沉默了很久。高书记，我明白了。高育良说不是明白，是想。回去再想想。下周再来。

    赵明远走后，高小凤问高育良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，说了那么久？高育良说聊历史。高小凤说聊历史能聊那么久？高育良说能。历史长着呢。高小凤说那你给他讲了什么？高育良说讲了洋务运动。高小凤说洋务运动是什么？高育良说就是以前的人，想学洋人的本事，又怕丢了自家的脸。学了一半，不敢学了。后来洋人打过来，脸也没了，家也没了。高小凤说那他们为什么不学完？高育良说因为怕。怕的不是洋人，是自己人。高小凤说那后来呢？高育良说后来换了人，学完了。学完了，就强了。强了，就不怕了。高小凤说那你呢？你怕什么？高育良想了想，怕走错路。后来走错了。走错了，就不怕了。因为最坏的事，已经经历过了。还能比那更坏吗？高小凤没说话，握住他的手。

    十一月底，陈海从北京回来了。培训了半个月，人精神了不少，脸也圆了。进门就说老师，我回来了。高育良说回来了好。陈海坐下，跟他聊天。说北京的培训，说检察院的事，说在培训班上认识的人。高育良听着，偶尔点点头。聊了一会儿，陈海忽然说老师，我在北京碰到一个人。高育良说谁？陈海说祁同伟的儿子。高育良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怎么样？陈海说挺好的。大学毕业了，在北京工作，搞IT的。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敢说。就是远远看着，觉得他长得像祁同伟。高育良没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说像就好。像他爸年轻时候。他爸年轻时候，也是个好人。

    陈海说老师，您还记着他？高育良说记着。他是我学生。学生走错了路，老师也有责任。陈海说不是您的责任。是他自己选的。高育良说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但我没拦住他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要是多说几句，多劝几句，也许他就不会走那么远。我没说。因为我那时候，也觉得走捷径是对的。自己都走错了，怎么拦别人？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高育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。他把那本《明史》翻开，看了几页，又合上了。他想起祁同伟年轻时候，从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，分到基层派出所，干了一年多，破了好几起案子。有一回回学校看他，带了点茶叶，说老师，我考上研究生了。他高兴，留他吃饭。吴惠芬做了红烧肉，祁同伟吃了三碗。后来他走了，再也没回来吃饭。再后来，他当了公安厅长。再后来，他死了。高育良把书放回书架上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的月亮很亮，照着院子里的老槐树。树影婆娑，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光影。他忽然觉得，这辈子，走错了路，教错了人，但有些东西，没变。比如他记得祁同伟年轻时候的样子。比如祁同伟的儿子，在北京，搞IT的，长得像他爸年轻时候。他忽然觉得，这就够了。

    他走出书房，客厅里灯还亮着。高小凤在沙发上坐着，手里织着毛衣。听见脚步声，她抬起头。还没睡？高育良说不困。高小凤说那你坐着，我给你倒杯茶。高育良说不用，不渴。他在她旁边坐下，看着她织毛衣。毛线在她手里绕来绕去，针一下一下地动，很有节奏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小凤，你说，祁同伟的儿子，会知道他爸的事吗？高小凤愣了一下。不知道。知道了，也不会说。高育良说为什么？高小凤说因为说了，也没用。人走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高育良没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说是，说什么都晚了。

    第六十章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