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旦刚过，省里下发了新一年的用地指标。开发区拿到了一千二百亩，比去年多了两百亩，这本是好事，但常凯在分配方案上做足了文章。他把大头——八百亩——划给了招商二局对接的三个新项目，其中两个还只签了意向协议，连土地款都没付。而企业服务中心这边，郑国栋的二期扩产只分到了五十亩，孙建国的新生产线扩建更是只有二十亩。林远在方案征求意见会上提出异议，说意向协议的项目不应该占用正式指标，应该优先保障已落地项目的扩产需求。常凯说省里要求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，那几个项目都是省里点名的，指标不给人家，省里会怎么看我们开发区？林远说省里点名的项目也分轻重缓急，即将投产的项目比意向项目更急，用地指标不能这样分配。两个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，最后孟庆国拍了板，指标分配方案暂缓执行，各局重新评估项目紧迫性，一周后再定。常凯走出会议室时面色不虞，林远则沉着脸快步穿过走廊，回到办公室立刻拿起电话拨给高育良。

    

    高育良听完林远的转述，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才开口。他说常凯这一手叫以地制人，他不是在分指标，他是在分你的权力。你把企业服务抓在手里，他就用地来卡企业的脖子，企业拿不到地就会找你，你办不成事，你的服务中心就成了摆设。林远说我知道，可郑国栋和孙建国扩产急，等不了一周。高育良说那你就去找孟庆国，单独汇报，把郑国栋和孙建国的情况说透，不要让常凯在会上搅浑水。林远说我下午就去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下午林远带着郑国栋和孙建国两家企业的用地申请材料，去了孟庆国的办公室。孟庆国正在批文件，见他进来，放下笔示意他坐下。林远把材料摊在桌上，一页一页地翻，指出郑国栋的二期扩产已经完成了设备选型，只等地到位就能开工，晚一天投产企业就多承担一天的财务成本。孙建国的情况更急，他的新生产线已经签了出口订单，不能按时投产就要支付巨额违约金。这些数据他有银行流水，有出口合同，白纸黑字，一笔假账都做不出。孟庆国听完，沉默了好一阵才合上材料，说他去找常凯协调，让林远回去等消息。

    

    林远走了，孟庆国没有立刻打电话，把那份材料又翻了一遍，翻到孙建国的出口合同时停下了，看了很久，把合同复印件抽出来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。林远回到自己办公室，把门关上，发现桌角多了一个快递信封。拆开，里面是一本台历，企业服务中心的定制台历，每一页印着不同企业的生产车间照片。翻开一月份那一页，是快充科技的生产线，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：“快充科技，让充电更简单。”孙建国寄来的，没留便条，但意思很清楚：企业心里有服务中心，服务中心心里也得有企业。林远把台历立在桌上，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，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一根在闪，忽明忽暗，像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兆。

    

    石头的高三上学期结束了，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一。他拿着成绩单回吕州，小松正在厨房做饭，看了一眼成绩单说好，继续炒菜。石头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爸的背影，想要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。他想起高育良，想起他在北京，想起他说“你考上了来北京住我这儿”。他把成绩单叠好收进口袋，转身回了房间。牛牛跟进来了，拿着一个橡皮泥捏的小人，说是送给哥哥的礼物。石头问这是什么，牛牛说这是你。石头说哪里像我？牛牛说哪里都像，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卫衣，石头也穿着深蓝色的卫衣，石头把橡皮泥小人接过来，捏在手里仔细端详了一小会儿，放到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，正对着台灯的灯头下方，那里日光灯的光线最柔和，也是他每次抬起头最先看到的地方。他坐在桌前，翻开寒假作业，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停在那里许久，才落下去写了一行字，写完又觉得不好，划掉重写。牛牛趴在他床边翻图画书，翻着翻着就睡着了。石头站起来给他盖被子，牛牛翻了个身，嘴里的呼吸均匀。窗外天已经黑透了，零星的鞭炮声从远处传来。快过年了，又要长一岁了。他长一岁，高育良也长一岁。他忽然很想爷爷，比任何时候都想，但拿起手机拨了号码，响了很久没人接。他把手机放下，过了一会儿高育良回拨过来，问他怎么了。石头说没事，想您了。高育良在电话那头安静了几息，石头听见他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有些发紧，随后平静地说了一句，爷爷也想你。石头，好好过年。石头嗯了一声，怕高育良听出他声音里的异样，又重重地嗯了一声，挂了。手机屏幕暗下去，通话时长显示三十二秒。三十二秒能说清什么呢？他什么也没说清，但也许什么都不用说清。那个“嗯”字里已经装了很多东西，他不知道高育良听不听得出来，但他知道自己每次对着手机说“嗯”的时候，高育良都会多停一会儿才挂。那片刻的迟疑，就是那句不好说出口的我也想你。他们家的男人似乎都不会把想念挂在嘴上。他们把它藏在通话结束时那一秒多余的呼吸里，藏在“好好过年”那句话平稳到几乎没有起伏的尾音里，藏在一个过了很久才拨回来的未接来电里。然后继续活着，继续做题，继续批文件，继续把那些没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