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翻过去。”

    她重新给我清理了一遍伤口，换了纱布，贴了新的胶带。手法跟昨天在现场一样干脆，但动作比昨天轻了很多——轻到碘伏棉棒碰到伤口边缘的时候，她的指尖是悬着的，一点一点地蘸过去，怕疼着我。

    “好了。”

    我从趴着的姿势翻过来。她坐在床沿上，手里还捏着那根用过的棉棒。

    “萱姨。”

    “恩。”

    “你昨晚几点睡的？”

    她没答。

    我看了一眼她的脸。眼底有青色，不浓，但在她白淅的皮肤上很明显。嘴唇有点干，是那种忘了喝水或者一夜没怎么合眼的干。

    “你是不是一夜没睡？”

    “谁说的。我睡了。”

    “睡了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……你管我。”

    她把棉棒扔进垃圾桶，起身去卫生间洗手。水龙头开了很久，久到洗手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。

    我靠在床头，听着卫生间里水流的声音。

    她害怕。

    这件事的本质就是这么简单。从大别山那次差点出事开始，她对“意外”这个议题的容忍阈值就降到了地板以下。

    后脑勺破了一道小口子，换成别人大概贴片创可贴就完了。

    但在她这里，这个口子跟那次在大别山里失温是一个级别的——因为流血了。她看到血的那一刻，脑子里跑的画面绝对不是“蹭破了一点皮”，而是所有关于失去我的可能性的排列组合。

    这个女人独自拉扯了我这。几年。她最大的恐惧，不是穷，不是累，不是一个人撑不下去。是某一天醒来，身边那个她从臭水沟捡回来的乐乐不在了。

    水龙头关了。

    她出来的时候，脸上挂着水珠，是刚拍过冷水的痕迹。眼底的青色被水激得淡了一点，精神看着好了些。

    “今天你在家休息。店里我一个人开。”

    “我能干活——”

    “苏予乐。”

    她叫我全名的时候，那个语调是不接受反驳的。跟她在商场上跟供货商谈价的语调一模一样——你可以还嘴，但结果不会变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