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得得得，行了，没摔傻。”她长出一口气，但按在我伤口上的手没松。纸巾的白色正在被红色浸透，速度不快，但一直在渗。

    周学长把急救箱拎来了。萱姨单手打开，翻出碘伏棉棒和纱布。

    她处理伤口的动作利索得出人意料。碘伏消毒——我嘶了一声，她没理——纱布叠好压上去，胶带固定。整套流程一分钟不到。

    “你以前学过急救？”

    “在老街摆摊的时候，花剪子扎过手六七回。”她把用过的棉棒扔进旁边的垃圾桶，“自己给自己缝过一次。”

    我被这个信息的冲击力怔了两秒。

    “你自己缝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线是缝衣针穿的。疼死了。但半夜两点找不到医院，第二天还要出摊。”

    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但她扶着我坐起来的那只手，一直在发抖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别干了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桌花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来做。”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“你给我坐在这儿别动。敢站起来我把你腿打折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，萱姨一个人扛完了剩下所有的活。

    八个桌花，一组灯带布景，三串干花帘子。

    我坐在墙角的折叠椅上，后脑勺上顶着纱布，看着她在场地里来回穿梭。

    她换了双运动鞋——从包里翻出来的，平时不穿，今天不知怎么带上了。矮了三厘米之后她够不到拱门顶部，就踩着梯子上去。一个人扶梯子一个人插花，她左手抓着梯子的横档保持平衡，右手拿着花材往上够。

    动作不稳。好几次差点歪倒。

    我每次想站起来帮忙，她都从梯子上回过头来瞪我一眼。那眼神的杀伤力让我的屁股牢牢焊在了椅面上。

    傍晚六点，全部完工。

    场地的灯带亮起来的时候，花墙和拱门在暖光里呈现出一种让人摒息的质感。白玫瑰的花瓣在灯光下泛着奶油色的光，洋橘梗的淡紫色和尤加利叶的灰绿色交织在一起，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

    周学长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掏出手机拍了一组照片。

    “苏老板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”

    萱姨靠在拱门旁边，双手撑着膝盖，头低着，在喘。额头上全是汗，碎发贴在脸颊上。卫衣的后背湿了一大片。

    “满意就行。”她喘着气，声音糙得不行，“尾款这周转给我，别拖。”

    回去的路上，三轮车由她开。

    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，后脑勺疼得发胀，但不严重——出血早就止住了，纱布也没再渗红。

    三轮车在路灯底下“突突突”地跑。她的背影在驾驶座上缩成很小的一团。

    “萱姨。”

    “恩。”

    “今天辛苦你了。”

    她没答话。三轮车拐了个弯，进了花店旁边的小巷子。

    停车之后，她从驾驶座上下来。走过来。

    站在车斗旁边看着我。

    路灯在她头顶，把她的脸切成上下两半——上半截是光，下半截是影。看不清表情，只看到她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
    然后她伸手揪住了我的衣领。

    力道不大。但那只手攥着布料的方式，紧得不正常。

    “苏予乐。”

    “恩。”

    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，我真想——”

    她的声音忽然断了。

    那种断法不是说到一半忘了词。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上不来也下不去。

    她松了手。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推门进店的背影一晃，消失在门后面。

    我从车斗里爬下来，摸了摸后脑勺。纱布微微翘起了一个角。

    疼，但不严重。

    可她今天看到血的那一刻的表情，比疼严重多了。

    后脑勺的伤口没去医院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我从床上醒来，萱姨已经在旁边了。不是睡在旁边——是坐在旁边。

    她盘着腿靠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个小手电筒，另一只手扒拉着我后脑勺的纱布边缘往里照。

    “别动。”

    “你干嘛？”

    “看伤口。”

    “你又不是大夫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检查完了再决定要不要送你去看大夫。你给我老实点。”

    我只好趴着让她照。她把纱布轻轻揭开一角，看了几秒，又按了回去。

    “不深。结痂了。应该不用缝针。”

    “我说了没事。”

    “你说没事那就没事？上次在大别山你也说没事，差点给我冻死在山上。”她把手电筒扔在枕头旁边，从床头柜上拿起一管碘伏和一包新的纱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