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馆里的灯光昏黄而柔软，像被时光洗旧了的绸缎，懒洋洋地铺在每个人身上。

    周浅予坐在吧檯最里面的位置，一只手搭在吧檯上，指尖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木纹上轻轻敲击。

    面前的鸡尾酒已经喝了大半，杯壁上凝著一层细密的水珠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折射出微弱的彩光。

    她平常就喜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。

    安安静静地品著酒，周围吵吵闹闹的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跟朋友吹牛，有人在跟情人吵架——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嘈杂却让人安心。

    像是被一层厚厚的棉被裹住了，外面的世界还在转，但跟她没关係。

    她討厌安静。

    安静的时候，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就会冒出来。公司的报表、董事会的爭吵、对手的算计、还有爷爷躺在病床上的样子。

    那些东西在安静的时候特別吵，吵得她睡不著觉。

    所以她喜欢这种地方。热闹是別人的，她只需要一杯酒，一个角落，就够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她不是来找白锦书的。

    她甚至不知道白锦书在这里工作。只是开车从酒店出来的路上，偶然看见这家酒馆的招牌。

    她让司机停了车，一个人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在酒店安顿好之后，她就没告诉任何人，连秘书都没带。就想一个人待会儿。

    周浅予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。

    酒液滑过喉咙，微微发苦，又带著一丝回甘。

    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爷爷说的那些话。

    “白锦书那孩子我看过了，人不差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当年我给你们定下的婚约。”

    “爷爷走之前最不放心的人，就是你。

    她的手指在杯壁上慢慢收紧。

    她不怕压力。十七岁那年，母亲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，她跪在地上，手去摸母亲的脸，那温度一点一点地变凉。从那以后，她就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活著更难，也没有什么比活著更需要勇气。

    她扛过来了。一个人扛著公司，扛著家，扛著病床上的爷爷。十年了，她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“我撑不住了”。

    可这一次不一样。

    白锦书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，但又是一个跟她有娃娃亲的人，一个被爷爷视为“唯一能託付的人”。

    她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？

    周浅予把酒杯放在吧檯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
    她相亲的时候，主动权在她手里。那些男人坐在她对面，她可以从头到脚地打量他们，可以在心里给他们打分，可以毫不犹豫地说“我们不合適”。她有选择权，有拒绝权，有说“不”的资格。

    可白锦书不一样。

    她从爷爷的眼神里看出来了。

    那个老人认定了白锦书。不是逼她嫁，是那个老人觉得，只有白家的人，才能让他放心地闭上眼。

    周浅予心里矛盾得很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她希望跟白锦书谈妥。爷爷的期望压在她身上太沉了，沉得她快喘不过气来。如果白锦书愿意配合，愿意在爷爷面前演一场戏，愿意让爷爷安心地走——那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钱，股份，什么都行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她又怕真的谈妥。

    因为她不想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潦潦草草地决定人生大事。她这辈子已经够苦了，不想连婚姻都变成一场交易。

    可她能怎么办呢？

    拒绝？让爷爷带著遗憾走？她做不到。

    接受？跟一个陌生人过一辈子？她也不甘心。

    周浅予越想越烦，抬起酒杯猛灌了一口。酒液衝进喉咙，辣得她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你在南方的艷阳里大雪纷飞”

    “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”

    就在此时。

    吉他拨动琴弦的声音突然响起。

    那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，涟漪一圈一圈地盪开。本来纷扰的酒馆突然安静了下来，说话的人住了嘴，笑闹的人收了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往同一个方向看去。

    周浅予也抬起了头。

    隨后，一道极具故事感的声线缓缓道出。

    那声音低沉、沙哑，像砂纸擦过木头，粗糙却有温度。带著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是沧桑，是隱忍，是千帆过尽之后的平静。 她听出来了。

    是马頔的《南山南》。

    周浅予端著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。

    她循著声音看过去——酒馆的另一个角落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。不大，也就几平米，摆著一把椅子和一支话筒架。此刻椅子上坐著一个男人，怀里抱著一把吉他，灯光从头顶打下来，將他的轮廓勾勒得忽明忽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