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是大明惯例，朱国祚深耕礼部多年，兼管户部事务，权柄不浅。

    如今他一走，这两项重要的权柄便落入了孙如游与李汝华手中。

    这二人皆是陛下一手提拔入阁，向来对新政鼎力支持，是帝王最信任的亲信。

    何宗彦与史继楷心中更是清明：陛下这是借着朱国祚离京的机会，悄然调整内阁权力布局。

    此前朱国祚、沉等守旧派在阁中尚有一席之地，如今朱国祚外放，他留下的权柄尽数交给皇帝亲信，无疑是进一步巩固了革新派在内阁的话语权。

    方从哲看着孙如游与李汝华，缓缓补充道：“礼部关乎礼制教化，户部关乎国计民生，皆是新政推行的关键所在。

    孙阁老需尽快梳理礼部事务，配合《日报》做好舆论引导。

    李阁老则要加快推进全国土地清丈与赋税改革，不可有半分懈迨。”

    “我等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陛下与首辅所托！”

    孙如游与李汝华齐声应道，语气坚定。

    官员们看着眼前的权力更替，心中都清楚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职责交接，更是帝王在朝堂之上布下的一步大棋。

    随着朱国祚的外放，随着孙如游、李汝华的掌权，皇帝在内阁的影响力已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，新政的推行，无疑将更加顺畅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数日，《日报》如同投往湖面的连串巨石，一篇篇重磅社论接踵而至。

    离汝华《论工商税与民生之兴》细述开征工商税的实操路径，孙如游《强军策：职业化军队之必要》详解募兵制改革的具体方案，叶向高《祖制之“变”与“守”》则从儒学义理层面，为新政破除“违背祖制”的舆论桎梏。

    这些社论字字珠玑，既有对时弊的精准剖析，又有切实可行的革新之策，一经刊发便洛阳纸贵。

    京中街头，卖报的小贩忙得脚不沾地，一文钱一份的报纸被争抢一空。

    茶馆酒肆里，文人雅士、市井百姓围坐一堂，捧着报纸争论得面红耳赤。

    国子监的监生们更是昼夜研读，将社论中的观点摘抄批注，奉为新政“圭桌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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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场关于祖制与革新、守旧与破局的思想风暴，在京城乃至天下各州府骤然掀起。

    越来越多的人从最初的观望、质疑，逐渐转变为新政的拥泵。

    这其中，固然不乏投机取巧的幸进之辈，妄图借着新政东风谋取功名富贵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破旧制、兴新政”的种子，已然借着《日报》的舆论浪潮，撒播到了大明的每一寸土地。

    即便仍有不少守旧派私下非议，痛斥新政“离经叛道”“动摇国本”，甚至在宗族聚会、同乡宴饮中抱团哀叹“祖制不存”，但真正敢因此挂冠而去、辞官归隐的，却寥寥无几。

    究其缘由，并非众人皆是趋炎附势之辈，而是朱由校的新政，早已用实打实的成效赢得了人心。

    平定辽东、复灭伪金，让大明摆脱了边患的桎梏。

    大兴农业、减轻赋税，让百姓真切感受到了安宁与实惠。

    整顿吏治、严查贪腐，让官场风气为之一清。

    真正心怀家国的臣子，看得清朱由校“中兴大明”的良苦用心，知晓此刻的大明亟需变革，而非固守成规。

    真正有能力、有抱负的官员，也不愿用辞官这种消极的方式逃避问题，他们更愿意留在朝堂之上，参与到这场关乎大明未来的革新之中，用自己的才干为社稷出力。

    而作为新政的主导者，朱由校并未被舆论的热潮冲昏头脑。

    《日报》的舆论造势，不过是撬开了新政破除祖制桎梏的第一道枷锁。

    大明朝积已久，财政体系混乱、军事制度糜烂、户籍管理僵化，这些沉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根治，更不能一蹴而就、盲目冒进。

    “步子迈大了，是要扯到蛋的。”

    他虽锐意革新，却绝非鲁莽之人。

    历史上无数次失败的改革，皆因操之过急、脱离实际，或是制度设计虽好，却因执行层面的偏差，最终沦为祸国殃民的灾难。

    因此，朱由校为新政定下了“试点先行、循序渐进、章程完备”的总基调。

    财政改革上，李汝华提出的“全国土地清丈”，并未立刻在全国铺开，而是按照既定计划，由清田司的人去办，先江南、山东，再推行至全国各地。

    “工商税”的征收，也先从盐、茶、矿等拢断性行业入手，制定详细的税率标准与征管细则，避免地方官员借机盘剥百姓。

    军事改革方面，则还没有动作，以稳为主。

    户籍改革则更为谨慎，先放松江南一府之地的户籍束缚，允许匠户、军户转行从商，观察流民返乡、工商业发展的成效，再逐步调整全国户籍政策。

    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伟业，而是一场需要耐心、智慧与轫性的持久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