营增益，内府掌控江南粮仓，通过丰年低价收粮、荒年平价放粮的差价，年获利五十万两。”

    杨涟的目光在这一行停留了片刻，心中暗道：

    内府专营粮食，既稳定了民生，又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倒是一举两得的举措。

    而商税中最大的大头，当属市舶税。

    帐册记载：“福建月港、浙江宁波两大海外贸易口岸，年收市舶税四十万两；天津商港市舶税，达两百万两。”

    “四百五十万两————”

    杨涟合上帐册，摘下眼镜，心中暗自盘算。

    单是江南一地的商税，便已接近朱由校登基之初全国的商税总和，这般增长，已然十分可观。

    换作寻常君主，或许早已心满意足，但他深知，眼前这位年轻的陛下，目光远比常人更为长远。

    果然，朱由校见他看完帐册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杨卿也看到了，江南商税较往年已有大幅增长。但朕却认为，这还远远不够。”

    杨涟心中一动，躬身问道：“陛下此言，莫非是察觉商税之中，仍有隐匿？”

    “正是。”

    朱由校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走到殿内的舆图前，手指指向江南地区。

    “朕已令银行暗中统计过江南的商品流通数据。

    如今江南商品经济极为活跃，苏杭的丝绸、景德镇的瓷器、松江的棉布，不仅畅销国内，更通过海运远销海外。

    天津、月港、宁波等口岸的海外贸易，更是日益繁盛，往来的商船络经不绝。

    以这般活跃的商品经济规模，商税绝不止四百五十万两。”

    他转过身，目光锐利地看着杨涟：“大明开国至今，历代君主皆奉行重农抑商之策，商税制度积已久。

    即便朕推行新政，整顿商税，也只是初步厘清了部分乱象。

    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偷税漏税、官商勾结，依旧是侵蚀国库的蛀虫。

    你此番前往江南，不仅要查盐税，商税的清查，也需同步推进。”

    “大明的商税体系，始建于洪武年间。

    太祖皇帝出身布衣，深知农为本、商为末的道理，为了鼓励农耕，稳固江山，便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国策，商税税率定得极低，但也留下了诸多弊端。”

    “大明的商税，大致可分为四类。

    第一类，是过税，也就是流通税。

    凡是贩运中的商品，无论是粮食、布匹、盐铁，还是丝绸、瓷器，明初都定制为三十税一”，折合税率约百分之三点三。

    朝廷在水陆要道设立税课司、税课局，由中央直属；同时设巡检司，由地方协管，负责查验商品、征收税款。

    商人贩运货物，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路引”，在关卡报关，按货值抽税后，凭税票”方可通行。”

    “水路之上，朝廷则在运河、长江等主要航道设立钞关”，比如临清钞关、河西务钞关、九江钞关，还有江南的浒墅关、北新关。

    最初，钞关是按船只大小，也就是船料”来抽税，后来逐渐改为按货值抽税。”

    朱由校的目光看向杨涟。

    “你方才看的帐册中，浒墅关、北新关年收六十万两，看似不少，但相较于江南繁盛的水运贸易，依旧有很大的隐匿空间。

    在朕整顿之前，这些钞关因官商勾结，年收仅三十万两，其中大半都被官吏与商人私分了。”

    杨涟闻言，眉头紧锁。

    三十税一的税率本就极低，即便如此，官吏依旧贪得无厌，与商人勾结偷税漏税，可见吏治腐败之严重。

    “第二类，是住税，也就是交易税。”

    朱由校继续说道：“凡是在城镇集市、店铺中交易的商品，都需缴纳住税，明初同样是三十税一”的税率，由府县的税课司负责征收，按交易额抽税。

    此外，店铺还需缴纳“门摊税”，按铺面大小定额征收。”

    “住税的弊端，比过税更为严重。”

    朱由校的语气带着几分无奈。

    “城镇中的店铺大多由地方豪强或乡绅掌控，他们与府县官吏相互勾结，要么虚报交易额，要么干脆不缴门摊税。

    而那些小商贩，却往往被官吏苛索，缴纳的税款远超规定税率，苦不堪言。

    这种“劫贫济富”的现象，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，也阻碍了商业的发展。”

    杨涟默默点头，这种现象，他在辽东整顿吏治时也曾见过，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，欺压弱小，乃是天下通病。

    “第三类，是市舶税，也就是海关税。”

    朱由校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

    “国朝初年，朝廷在广州、泉州、宁波设立市舶司，负责管理海外贸易，税率定为十税一”。

    但当时实行的是朝贡贸易”，由官方拢断海外贸易，禁止民间私自与海外通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