些东西，才是让这个文明持续运转了数千年的血液

    完全可以这么说：维拉是奥苏安的内核，是国家生产劳动单位的本质。那些辉煌的城市、高耸的塔楼、精密的魔法设备，都建在这些维拉产出的粮食和油料之上。

    没有它们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

    当达克乌斯看到了、看完了他想看到的后，自然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。

    由于他的问题比较爆炸，他没有象之前那样，深入群众中，坐在长椅上和大家一起晒太阳、吃瓜。那样太随意了，随意到那些平民不会说出真心话，他们会被周围的目光影响，会顾虑旁边的人会不会告密，会在开口之前先在心里打一个‘安全’的草稿。

    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：把平民一个个请到办公室间，进行炉边谈话。

    不是审讯，不是面试，就是聊天，坐在壁炉前，倒两酒水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象两个朋友在打发时间。

    之所以要谈话，一个原因是调查走访，了解这些平民的真实生活状况，他们的收入、支出、负担、希望、焦虑。

    另一个原因是摸清平民的意图与愿景。

    这些问题，不能通过问卷，不能通过座谈会，只能通过这种一对一的、没有第三人在场的、让人放下防备的对话来获取答案。

    这就不得不谈谈坞堡了。

    坞堡，这一被众多人冠以‘中式城堡’之名的建筑，它既是乱世中地方豪强用以自我保护的坚固堡垒，又兼具地方行政组织的职能，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城堡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。

    但它的源头，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。

    坞堡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朔到西汉末年。

    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，流民遍地，富者阡陌纵横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王莽篡汉后推行激进改革，试图解决这些积弊，结果导致社会彻底崩溃，绿林、赤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，北方边境也受到匈奴侵扰。

    官方的基层治安体系瓦解，官府无力保护偏远地区的民众，那些住在县城之外的、没有城墙庇护的普通人，只能靠自己。

    地方上的豪强大姓、富商地主为了保全宗族、财产，开始筑垒自守。他们在自家田地的中心位置，选择一块易守难攻的高地，挖壕沟，夯土墙，建望楼，储备粮食和武器。

    一座座坞堡，像蘑菇一样从乱世的土壤里冒出来。

    东汉创建后，政权相对稳定，于是坞堡成了刘秀必须拔掉的钉子。

    谁让坞堡有成百上千的部曲、宾客，大量流民、佃客依附于坞堡，不向朝廷纳税服役呢？郡县官员无法进入坞堡执法，甚至征收赋税都要与坞主协商，那已经不是‘协商’，是‘请求’。

    换做是谁，都要动一动。

    刘秀没有直接下令拆墙，他采取了更具釜底抽薪意味的政策：度田。

    命令全国各州郡核查所有土地面积、户口数量、年龄财产。目的是让豪强地主手中隐藏的土地和人口暴露出来，从而按实征税、征役。

    一旦豪强失去隐瞒的人口，其私兵来源就枯竭了；同时，朝廷掌握了足够的税源和兵源，就能创建起压倒性的中央武力。

    度田成功之日，坞堡的独立性便自动瓦解。

    然而，知道历史的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 度田政策立刻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，那些在朝堂上俯首帖耳、口口声声陛下圣明的豪强们，一回到自己的地盘就换了一副面孔。

    各地豪强不仅不配合，还利用自己的坞堡和部曲发动武装叛乱，甚至攻陷县城、杀害刺史。

    最典型的例子是青州、徐州、幽州、冀州一带，大姓们拥众连城，一座座坞堡像钉子一样扎在平原和山麓之间，相互呼应，互为犄角，朝廷的政令到了那里就象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。

    地方官多出身于豪族，他们上报的数据严重失真，对自家亲戚谎报田亩，把一百亩报成十亩；对仇家或普通百姓则多报，把十亩报成一百亩。

    田册成了一笔烂帐，谁也理不清。

    自然，刘秀采取了镇压，但他发现叛乱越镇压越多，几乎整个统治基础都在动摇。因为他的政权本身就是靠豪强支持创建的，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，那些为他提供粮草的士族，那些在关键时候倒向他的人，本身就是豪强。

    你不可能一边靠着他们打天下，一边拆他们的家。

    不可能彻底剿灭他们。

    最终的结果就是，刘秀进行了妥协。

    坞堡未被拆毁，反而壮大，全国范围内的坞堡网络完整保留下来。

    东汉前期，坞堡进入一个低调发展期。豪强不再公开对抗朝廷，不再举着反旗喊口号，但继续在自己的庄园里筑垒蓄兵，只是名义上接受郡县管理。朝廷的官员可以进来坐坐，但不能插手内部事务。

    东汉中后期，随着朝廷政权的衰落，地方豪强的坞堡再次成为实际权力中心。中央管不到的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