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模一样——只是淡了一点点，多炖几个小时就回来了。

    他熬了五升老汤膏，装在密封罐里，用气泡膜裹了三层，放进冷链保温箱。

    出发那天，沈嘉禾坐在后院的槐树下，看着和平和明轩收拾行李。他的目光一直跟着那个冷链保温箱，从屋里到门口，从门口到车上。

    “和平，”他喊了一声。

    和平走过来，蹲在轮椅前。

    “爸，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老汤带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带了，爸。五升汤膏，够做一百道菜的。”

    沈嘉禾点了点头。“到了巴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汤化开，炖上。汤熬好了，味道才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，爸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，”沈嘉禾伸出手，颤巍巍地握住了和平的手，“你跟苏菲说……姥爷身体不好，去不了。但姥爷的心，跟她在一起。”

    和平的眼眶红了。“爸，您不是说您要去吗？”

    沈嘉禾沉默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“我不去了。太远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折腾不起。你替我去。你替我做一道菜——葱烧海参。苏菲小时候最爱吃的。你告诉她，这是姥爷给她的结婚礼物。”

    和平的眼泪掉了下来。“爸，我替您做。”

    沈嘉禾松开了他的手，靠在轮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“去吧。别误了飞机。”

    三

    七月十四日，和平、明轩、小李、阿豪，一行四人，抵达巴黎。

    这是和平第二次出国——上一次是两年前去意大利。但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。上一次是去交流，是去展示，是去证明什么。这一次是去结婚，是去团聚，是去把沈家的味道带到另一个国家、另一个家庭、另一片大陆。

    苏菲和让-吕克来机场接他们。苏菲一看到明轩，就扑过来抱住了她，眼泪哗哗地流。

    “妈！我想死你了！”

    明轩也哭了，一边哭一边拍着女儿的背。“傻丫头，哭什么？要结婚的人了，还哭。”

    苏菲松开明轩，擦了擦眼泪，走到和平面前。

    “舅舅。”

    和平看着她，看着她那张和明轩年轻时一模一样的脸——圆圆的脸蛋、弯弯的眉毛、亮亮的眼睛、嘴角那颗小小的痣。他想起苏菲小时候，每年暑假都来沈家菜馆，在后厨里转来转去，一会儿偷吃一块炸糕，一会儿偷喝一口老汤，一会儿又跑去后院揪姥爷的胡子。沈嘉禾被她揪得直叫，但还是笑着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    “苏菲，”和平说，“你姥爷让我告诉你，他身体不好，来不了了。但他给你做了一道菜。”

    苏菲愣了一下。“姥爷做的？他能做菜了？”

    和平摇了摇头。“他做不了了。但他把做法告诉我了。今天晚上，我给你做葱烧海参。姥爷说了，这是他的结婚礼物。”

    苏菲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她捂住嘴，使劲地点头。

    让-吕克站在旁边，一脸茫然地看着这感人的一幕。他不太懂中文，但他看得懂眼泪，看得懂拥抱，看得懂那种跨越语言和国界的情感。他走上前，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了一句——“你好，我是让-吕克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”

    和平看着他，打量了一下——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棕色的卷发，蓝色的眼睛，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小臂，露出晒成小麦色的皮肤。

    “你好，”和平说，“我是苏菲的舅舅。你会说中文？”

    让-吕克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一点点。苏菲教我。‘你好’‘谢谢’‘好吃’‘我爱你’。”

    明轩笑了。“够了够了，这四个词够了。”

    四

    婚宴的场地在让-吕克父母家——巴黎第十六区的一栋奥斯曼式公寓，乳白色的石墙，墨绿色的铁艺阳台，宽大的落地窗，窗外是梧桐树的树冠，七月的梧桐叶绿得发亮，在风中沙沙地响着。

    公寓的客厅很大，能摆下六张长桌，邀请的客人不多，三十多位，都是让-吕克的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。让-吕克的父亲皮埃尔是个退休的中学教师，满头银发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像在课堂上讲课。他的母亲玛丽是个画家，短发，穿着一条沾满颜料的围裙，笑起来很爽朗，像一阵海风。

    皮埃尔和玛丽对中国菜的了解，仅限于“春卷”和“宫保鸡丁”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“葱烧海参”，不知道什么是“九转大肠”，不知道什么是“文思豆腐”。但他们很兴奋——他们的儿子要娶一个中国姑娘，婚宴是中国菜，厨师是从中国来的，用的调料也是从中国带来的。

    “沈先生，”皮埃尔用英语说（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，把“沈”说成了“桑”），“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？厨房够大吗？工具够用吗？”

    和平让明轩翻译：“厨房够大。但有几个东西需要借——一口大炒锅、一个蒸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