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进了修复中心的大门。周末的早晨楼里没有人，走廊里的灯还没全开，只有尽头那两盏常亮的应急灯发出昏黄的光。柯依柳的修复室在三楼最里面一间，门口没有挂牌子，只贴了一张A4纸，上面打印了四个字：闲人免入。纸已经泛黄卷边了，看着有些年头。

    “闲人免入。”白三生念了一遍，“那我是闲人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带了画。带画的人不算闲人。”

    柯依柳开门开灯。修复室的日光灯闪了两下才彻底亮起来，冷白色的光铺满了整个房间。房间不大，二十来个平方，靠墙是一排木柜，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修复工具和材料：大大小小的软毛刷、不同规格的棉签、装在棕色玻璃瓶里的清洗液、一卷一卷的素绢、几盒日本产的浆糊。正中间是一张两米长的不锈钢工作台，台面上铺着灰色的防静电垫，那幅《青花瓷片图》就平放在垫子中央，上面盖着一块素绢。

    柯依柳走到工作台前，伸手捏住素绢的一角，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我昨天在这幅画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白三生站在她旁边，离工作台大约半米的距离，没有凑过来，也没有问“什么东西”。他只是安静地等着，等她自己说下去。

    “我看到一个僧人。穿着灰袍，走在石板路上。他手里拿着——”柯依柳顿了一下，“半壶纱。”

    她故意说了这三个字，然后侧过头去看白三生的反应。

    白三生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变化。他只是微微眯了一下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开口，声音比刚才在楼下时低了很多。

    “我看到的，是一件袈裟。”

    “你在哪儿看到的？”

    “在法门寺。”白三生说，“六年前我去陕西写生，法门寺地宫刚出土一批唐代丝织品，其中有一件紫红色的袈裟，保存得相对完好，被放在密封展柜里展出。那天展厅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在展柜前站了两个小时。”

    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看到了袈裟上绣的一行小字。是金线绣的，大部分已经脱落了，剩下几个还能辨认的字是——”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速写本，翻到某一页递给柯依柳。

    速写本的那一页上用铅笔勾勒出一件袈裟的轮廓，袈裟的下摆处画了一行模糊的字迹，旁边用工整的小楷标注着：半字可辨，一“青”，一“花”，一“渡”，余皆漫漶。

    柯依柳把速写本还给白三生，转身走到工作台前，把盖在《青花瓷片图》上的素绢揭开。

    画幅在灯光下静静地躺着。三片青花瓷碎片，一支秃笔，一方老砚，绢面的颜色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泛黄发暗，釉里红的缠枝莲纹却依然鲜艳，像是血液凝固之后又被时间稀释成了这种介于红和褐之间的颜色。昨天那个僧人的背影还在瓷片纹饰里，比她昨天看到的时候又清晰了几分——现在她甚至能看清他僧袍的下摆沾了泥点子，走路的时候右脚的鞋底快要磨穿了，露出来一点灰色的袜子。

    身后白三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    柯依柳等了一会儿，觉得不对劲，回过头去看他。

    白三生站在原地，脸色发白，嘴唇紧抿成一条线，眼睛死死地盯着画面上那个僧人的背影。他的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不是眼泪，是灯光反射出来的亮光，但那亮光在颤抖——他在发抖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白三生没有回答。他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地走到工作台前，伸出右手，悬在画面正上方，手指微微张开，像是在隔空触摸那个僧人的背。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，久到柯依柳以为他要把手收回去了，他才开口说话，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。

    “这个背影，我画过。”

    柯依柳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画过这个背影。”白三生重复了一遍，语速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“不是临摹别人的画，也不是写生。是我自己的画。是我十八岁那年在敦煌画的。”

    日光灯的镇流器发出细微的嗡嗡声，窗外有鸟飞过，影子从百叶窗的缝隙里一闪而逝。修复室里安静极了，安静到两个人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

    “那一年我在敦煌。”白三生把悬在画上的手收回来，拉了一张凳子坐下。他的坐姿很直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像是一个在佛前跪惯了的人。“我从小跟着祖父长大。我祖父是云南大理一所小庙的住持，不是什么名山大刹，就是苍山脚下的一个观音院，香火稀稀拉拉的，平时来烧香的都是在附近种田的农民。我父母在我三岁那年离婚，母亲去了国外，父亲把我丢给祖父之后就去广东做生意了，一年到头见不到人。我是在庙里长大的。”

   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没有任何自怜或者怨怼的成分，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，像在念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档案。

    “庙里有一尊观音像，是明代的，泥塑金身，不大，大概一尺七寸高。脸上的金漆已经被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