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阅览室比主厅更安静，沿墙排列的书架延伸至天花板，每一格都整齐地排列着深色的书脊。

    查尔斯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把册子放在桌角，然后站起身，走向那排标注着“东方文献”的书架。

    他需要知道，在他之前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他想做的事。

    书架上的书比他预期的更少。

    他逐列扫过那些书脊，书名大多是游记和语言学研究——关于中国习俗的记录，关于汉字结构的研究，关于儒家经典的译注。

    有几本关于中国诗歌的着作，但他抽出来翻了翻，发现它们讨论的多是《诗经》和唐代近体诗，关于更早也更晦涩的篇目，几乎没有涉及。

    他继续往下找。

    书架深处，一本比他想象中更薄的小册子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书脊上只有一行用墨水手写的编号——象是某种私人藏书留下的痕迹。

    查尔斯小心翼翼地抽出它，发现那是一本手抄本，纸张边缘已经泛黄发脆，封面是一层褪成浅褐色的厚纸板，上面没有任何文本。

    他翻开第一页。

    手写体的英文，笔画工整，带着某种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庄重。

    那是一篇关于《诗经》的译注，作者在开头写下了一段话：

    “这些诗篇来自一个我从未踏足的国家，讲述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完全理解的生活。但当我读到它们时，我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——象是有人在我尚未开口之前，就已经说出了我心底的话。”

    他翻到后面几页。译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，但从注释的用词和引用的文献来看，这本书大约写于四十年到五十年前。

    译者引用了利玛窦的《中国札记》，也引用了少数几位早期传教士的汉语研究。

    译文并不完美——有些地方过于直译，有些地方又过于自由——但整本册子透出一种真诚的温暖。

    查尔斯把它放在桌上，然后继续在书架前搜寻。

    他又找到了一本利玛窦《中国札记》的拉丁文译本，年代更早，纸张粗糙，装订已经松脱。

    他翻开其中一页，看到旁边被写了一段关于中国诗歌的简短评论：

    “他们的诗极其简短，却包含丰富的情感。韵律与我们的不同，但他们的读者能在很短的诗句中感受到巨大的回响。我听说，他们有一种说法：‘诗言志’——诗是心灵的语言。”

    查尔斯把那本《中国札记》也带到了桌边。

    他坐下来，面前摊开三本册子：那本无名氏的手抄译注、利玛窦的拉丁文译本，以及艾德琳寄来的那本线装诗集。

    查尔斯开始翻译。

    当他终于写出一个让自己稍感满意，也就是不那么像散文的版本时，窗外的光线已经从傍晚变成了一种偏斜的黑蓝。

    他低头看着自己写下的那几行字，感到喉咙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酸涩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翻译出了那首诗——他只知道，当他读到自己写下的句子时，他感到了一种陌生的安心。

    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——”他轻声念了一遍，然后停下来，感到那行字正在他的口腔里生根发芽。

    接下来几天，查尔斯几乎把自己埋在了东亚藏书区。

    他读了门多萨的《中华大帝国史》，一本比利玛窦更早的着作，内容更多是道听途说的汇编，但其中对汉字“多义性”的观察让他停留了很久。

    他想起自己初到这个世界时——也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，试图辨认身边那些他本该熟悉却全然陌生的轮廓。

    语言，习俗，人与人之间不言明的规则，象一座看不见的城市，和现实中的城市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。

    他还翻到一本更晚近的着作——某位传教士编篡的《汉英对照诗选》，篇幅不大，收录了大约三十首古诗的译注。

    译者的方法显然是把每句中文都先译成拉丁文，再从拉丁文转成英文，查尔斯读了几首，发现它们象是被反复滤过的水，虽然澄清了，却失去了原本的滋味。

    但他还是认真读完了它。

    那些早期译者的困境和他此刻的困境是一样的：

    他们在试图用另一种语言的容器来盛放一种完全不同的液体。

    有些容器漏水，有些容器改变了液体的味道，有些容器干脆把液体变成了别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但我们必须尝试，”他在笔记本上写道，“因为如果不尝试，那个声音就会一直留在无声里。”

    周五下午，他把这些笔记整理了一遍。

    第三天他坐在图书馆里，面对着自己写下的第四版草稿，墨水瓶空了半截，纸面上到处是划掉又重写的痕迹。

    他看了一会儿窗外那棵正在风中摇晃的柳树，然后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他需要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