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建国听完李兵的疑问，没有责怪他的迟钝，而是微微摇了摇头，脸上露出一丝带着深意的笑容。

    他示意李兵坐下，然后自己也靠回椅背，用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，耐心地解释道：

    “李兵，你只看到了风险的一面，却没有看到这里面蕴含的机会。

    现在上山下乡已经成了既定国策，大势所趋，浩浩荡荡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，也没有任何家庭能够例外。

    就算我们不主动送，街道居委会、学校革委会的人也会一次次上门动员，软硬兼施。

    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——他们终究要走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目光变得深邃起来，继续说道：

    “但区别在于，是被动地被分配到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、无法掌控的地方，

    还是由我们主动安排，把他们送到我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，送到那些我们可以确保他们安全的地方。

    前者是听天由命，后者是掌握主动。”

    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总结道：

    “这就叫——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

    表面上，我们积极响应号召，送知识青年下乡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我们把这些人安排到我们自己的地盘上，既保护了他们，又不留下任何把柄。”

    李兵听完刘建国这番深入浅出的分析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脸上那层困惑的迷雾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恍然大悟的钦佩。

    他用力点了点头，语气中带着一种重新燃起的干劲说道：

    “明白了！会长，还是您想得长远。我这就去办！”

    他说干就干，转身便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。

    几天之后，一份整理得清清楚楚、分类标注详尽的名单，便出现在了刘建国的办公桌上。

    名单上详细列出了每一位符合下乡条件的子女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健康状况、家庭背景，以及李兵根据各地情况初步建议的安置地点，备注栏里甚至还标注了当地负责干部是否属于可靠人员。

    刘建国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不时在某些名字旁边用铅笔做一个记号，偶尔停下来思考片刻，然后继续往下看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纸张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。

    刘建国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份名单，目光在那些年轻的、陌生的名字上缓缓滑过——十八岁、十九岁、二十岁……这些本该在大学校园里读书、在工厂里学徒、在实验室里探索的年轻人，即将背负着“知识青年”的身份，踏上前往广阔农村的征途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平安归来，有多少人会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扎根，又有多少人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消磨掉曾经的梦想和锐气。

    他放下名单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压着鼻梁两侧的穴位，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。

    他能够在发改委的会议上拍桌子震慑群僚，能够在保密委员会里调兵遣将保护国之栋梁，能够在最高办公室里与最高层从容对答——但在这场席卷亿万人的历史洪流面前，他能做的，实在是太有限了。

    他拿起钢笔，在名单的主页右上角，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枚私章，蘸了印泥，端端正正地盖了上去。

    那鲜红的印迹，象一把小小的保护伞，撑开在那些年轻名字的上方。

    第一批下乡知青名单公布的那天，天气阴沉沉的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，象是随时要落下一场大雨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

    火车站前的广场上，人山人海，到处都是穿着绿军装、戴着大红花的年轻人，和前来送行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同学朋友。

    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和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口号，但那昂扬的旋律，却怎么也盖不住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和呼喊声。

    站台上，一列列绿皮火车静静地停靠在轨道旁，敞开的车门象一张张等待吞噬的大口。

    父母们紧紧抓着儿女的手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些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话——注意身体、多写信、别跟当地人起冲突……年轻的知青们，有的红着眼框强忍泪水，有的已经泣不成声，还有的故作坚强地笑着安慰父母，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。

    汽笛声响起，列车员开始催促上车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哭声和喊声达到了顶峰。

    那些年轻的身影，背起行囊，一步三回头地登上列车，在车窗里拼命地挥着手，直到列车缓缓激活，载着他们驶向那片未知的、广阔的田野。

    在火车站二楼那间可以俯瞰整个站台的贵宾室里，刘建国独自一人站在落地玻璃窗前。

    他没有穿军装，也没有佩戴任何表明身份的徽章，只是一身普通的深灰色中山装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沉默地望着下方那片人潮汹涌的站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