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跟他说过：挣钱是为了活著，活著不是为了挣钱。够吃够用，多一分都不要，要了就是贪。

    他把这句话刻在了自己心里，也刻在了间半楼的门柱上。张宗裕走后，他守著这间一间半门面的馆子，一分没扩，一条规矩没改。

    不赊帐，是因为生意归生意，人情归人情，不能混在一起；

    不外卖，是因为菜出了这个门，味道就不对了；

    不翻台，是因为一天只备那么多料，卖完就关门，谁来也不加菜。

    镇上的人都说他犟，放著钱不挣，是傻子。他听了也不恼，只说：大爷教我的，够吃够用就够了。

    这三条规矩，在马头镇传了几十年，没有人敢破。

    张家的生意经，是跟蛇吞象的故事学的。传说早年间，沂河里有一条大蛇，报恩於一个老人，把自己的夜明珠给了老人，让他拿去换钱度日。老人得了宝珠，卖了钱，日子好过了，却起了贪念，想要更多的钱，便趁蛇不备，想挖掉蛇的另一只眼睛。蛇大怒，一口吞了老人。后来镇上的人便用这个故事教育后辈：做生意和做人一样，要知道饱，要知道够。吞不下的象，別去吞；咽不下的饭，別去咽。

    间半楼的张掌柜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。

    张建业，一句也没记进去。

    间半楼的菜，说不上多精致，但每一道都是实打实的功夫。招牌菜是一道红烧运河鲤，选的是沂河里刚打上来的活鲤鱼，现杀现做，从鱼离水到端上桌，不超过半个时辰。鱼肉嫩得一抿就化，汤汁浓稠掛碗，拌一碗白米饭下去，能把碗底舔得乾乾净净。常年走船的老客商说，在外头跑一年，什么山珍海味都尝过了，最想的还是间半楼这一口红烧运河鲤。

    还有一道酱牛肉，是张宗裕的爷爷传下来的方子，用十几味香料滷製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燜足一整天，出锅时肉酥筋烂，切片不散，入口即化。码头上扛活的脚夫吃不起整盘，就买两角钱的，切成薄片夹在烤牌里，蹲在巷口吃完，拍拍手上的芝麻，又扛起麻袋下船去了。

    间半楼不挑客，但分档次。这是张宗裕在世时定下的规矩：一间门面，招呼三个世界的人。最便宜的是平民档，一块大洋，四盘一碗；常席五块大洋，四盘八碗；高端席十块大洋，是楼上雅间里的“四大件席”。乡绅財主、军队长官、外地大客商来了，必上这一桌。楼上雅间用的是银盘银碗，上桌前用开水烫三遍，排场十足。

    间半楼的服务，比菜还香。不管什么人进门，店小二先递上热毛巾擦脸，再端上茉莉花茶解渴；落座问清楚忌口，推荐招牌菜，绝不让客人点错；席间添茶主动，换碟及时，客人说话声音稍大一点，小二便轻声提醒別扰著邻桌；吃完了送到门口，递上一块薄荷糖润嗓子，临走一句“您慢走，下回再来”。整套流程走下来，舒坦得不得了。

    老张不管你是谁，进来了就是客，一视同仁。但他守著张宗裕定下的一条死规矩：不许在店里谈生意。楼上雅间里的东家们议事，先要在关帝庙里上香，立了誓，才敢坐下来吃饭。老张觉得，饭桌是吃饭的地方，不是谈生意的地方——谈生意去会馆谈，別在菜上谈，別坏了菜的味道。

    间半楼的灯火，从天擦亮一直亮到深夜。楼下的散座里，脚夫们蹲在长凳上呼嚕呼嚕吃麵，额头上的汗珠滴进碗里，也顾不上擦。楼上的雅间里，商贾们推杯换盏，谈的是今年粮价涨了多少、漕运改道后要多走几天、码头上新来的粮商不好惹。老张站在后厨门口，拿围裙擦著手，听著楼上楼下的动静，不说话。他知道，这座镇子最真实的声音，不是庙里的钟声，不是船上的號子，是间半楼里此起彼伏的吃麵声、碰杯声、算帐声。这些声音里，有马头镇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

    码头上的生意，有明面上的规矩，也有暗地里的秩序。沿河十几条街巷，各有各的地盘，各有各的行会。粮行一条街，布庄一条街，杂货一条街，各行其道，互不抢生意。行会里推选出最年长、最公正的老师傅做“把头”，管的是本行的规矩——价格不能乱定，斤两不能短少，新入行的要拜师学艺满三年才准自立门户。

    脚夫也有规矩。码头上扛活的脚夫，按片区分工，南码头的不管北码头的活，东码头的不管西码头的活，各有各的饭碗，不能抢。谁要是坏了规矩，把头就请到茶馆里喝一壶茶。茶喝完了，事就过去了。要是茶都喝完了事还没过去，那就不用在码头上混了。

    这些明面上的规矩，只罩得住檯面上的生意。台面下，是另一套秩序。粮行里的帐本有两套，一套给商会看，一套给自己看。码头上的脚夫头子私下里拿抽成，每扛一包货，要抽一文钱进自己口袋。布庄里的伙计趁掌柜不在，偷偷把上好的绸缎剪下一截掖进袖子里，回家给媳妇做衣裳。这些事情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不说。只要不闹到关帝庙里，不闹到商会桌面上，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是马头镇的另一面——有规矩的地方，也有规矩罩不住的地方；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