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。巷子很窄，头顶的屋檐把天切成一道窄条，月光从窄缝里漏下来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泛著冷白的光。他脚上那双布鞋已经磨薄了，踩在石板上能感到青石的凉意从鞋底渗上来，每一块都认得他的脚。他想起小时候赤著脚走在这条巷子里，石头缝里长著狗尾草，他蹲下来拔过，把它们编成小兔子。那是哪一年，他不记得了。

    经过北水门时，他站住了。

    一百零八级台阶在夜色里泛著冷光，石条被脚板磨得发亮，连缝里的青苔都染了月霜。他想起每年夏天，爹蹲在台阶顶上，铁皮炉子里的地瓜烤得焦香四溢，他蹲在旁边，把烤好的地瓜一块一块夹出来，用旧报纸裹好，递到那些排著队的人手里。他把脸別过去，没有再看。台阶底下，沂河的风灌上来，带著水草的腥味和秋夜的凉意。河面上没有灯，没有船，只有一层薄薄的水雾贴著河面缓缓流动。他想，这辈子可能再也闻不到沂河的水腥味了。他十六岁，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河。夏天的傍晚，他收了工，把驴拴在棚里，一个人走到河边，坐在水漫桥的青石板上，把脚伸进水里，水很凉，从脚趾缝里流过，痒痒的，像小鱼的嘴在啄。那时候什么也不想，只觉得天很宽，风很轻，日子还很长。

    他没有往西园走。西园是杨秀兰家的方向。他想起头一回见她，是几年前夏天。他和几个小伙伴去西园桃园偷桃，知道她在树上——杨家长女，看果园的，倚著树杈打盹。他们轻手轻脚摘，还是惊醒了她。她猛地站起来，忘了自己站在树上，一脚跺空，从树上摔下来，崴了脚。几个伙伴嚇得一鬨而散，只有他没跑。他走过去把她搀起来，一路背回杨家。她趴在他背上，一路没说话。到了家门口，她问，你叫什么。他说，张德本，石巷子的。她说，桃甜也不能偷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嘴角是往上翘的。

    多年以后，妗子们说，大姑姐一直不嫁人，是在等大姐夫。等来的大姐夫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。她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杨秀兰就坐在旁边，不接话，只是低著头，嘴角往上翘。

    天还没亮，西园的方向一片漆黑。她一定还在睡。他站了一息，转身跟上张德厚的脚步。

    码头上空空荡荡，吊在木架上的滑轮被风吹得轻轻晃，没有人，没有货，没有一丝光亮。间半楼还是黑黢黢的。经过公社驴棚时，他隔墙听见他赶的那头驴叫了一声，蹄子在泥地上刨了两下，也许是在梦里被什么惊了，也许是闻到了他路过。他没有停下。

    两个身影，一前一后，出了马头镇。月光很暗，路很难走，他走得很慢，却从来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屋里的人陆续散了。老大连夜回了县城，老六回了婆家，大女儿在院门口站了一息，也走了。她终究没有跟她娘说一句话。

    最后只剩下张建业和徐贞淑两个人，站在院子里，站在黑暗里，站在炮楼的阴影下，一夜未动。夜风从缺角的院墙灌进来，掀动两人的衣角，他们谁也没有伸手去拢。就像两截被遗忘的木头，守著一座破败的院子，守著一场无法挽回的夜。

    当晚，张德厚挨个托人捎信。老大在防疫站，离得最近，先到。老六嫁在本镇印刷厂，婆家离石巷子不远，也到了。老大媳妇、老六女婿，都跟来了。河西顏家那边，张德厚也托人带了话——大女儿张德芳如今已是当家主母，老中医死后她撑著门户，生了两儿两女，在顏家说话算数。隔天，她一个人坐驴车赶回了石巷子。

    三间正房，挤满了人。灯油在碗里晃，人影在墙上摇。

    张德厚的媳妇吴品一直在灶房和堂屋之间来回走，烧水，倒茶，端给这个，端给那个。她想跟丈夫多说几句话，哪怕问一句这次回来能住几天也好。每次她端著茶壶靠近，张德厚都在跟老大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她插不进嘴。有一次她站在他身后，嘴张开了，话到嘴边，张德厚忽然转过头，一个眼神扫过来，她就把嘴合上了，低下头，转身回了灶房。

    张德厚先把事情复述了一遍：“老四出事了。嘴上没把门，说了句不该说的话，被人告了。”他说完，屋里没有一个人接话。

    老大张德忠坐在靠墙的条凳上，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没说。他是郯城县医院防疫站站长，干部身份，最清楚这事的分量。正因为清楚，他才不敢开口。说了，將来追究起来，他参与过商议；不说，他是长子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坐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態度。他只盯著桌上那盏油灯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。

    老六张德秀抱著孩子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眼圈红了。老六女婿站在门口，一言不发。大女儿张德芳一直站在门框边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。她被卖到顏家的时候才十五岁，穿一件蓝布褂子，站在这个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，她娘站在灶房门口，手里攥著锅铲，没有追出来。如今她在顏家当家，吃穿不愁，可她心里清楚——那袋粮食、那两个银元的彩礼，是她跟她娘之间永远解不开的疙瘩。她看了一眼屋里这些男人，把脸別过去，望向了窗外。屋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表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