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有一种相似的憨厚和诚恳。他把帆布包放在桌上，坐下来，看着许兮若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    面端上来了，两碗。许兮若把自己那碗推到沈建国面前。“先吃，吃完再说。”

    沈建国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“好，先吃。”

    两个人埋头吃面，谁都没说话。面馆里很吵，有人在聊菜价，有人在骂天气，老板在后厨大声催着服务员端菜，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。许兮若在这片嘈杂里反而觉得安心，比在安静的会议室里谈事情要自在得多。有些事情，太郑重了反而说不出口，不如在吃面的时候，像聊家常一样，一句一句地说完。

    吃完面，沈建国把碗推到一边，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布包，一层一层地打开。最里面是一叠照片，还有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。”他把东西推到许兮若面前。

    许兮若先看照片。第一张照片上，沈师傅站在一台车床前，穿着蓝色的工装，袖子卷到手肘，手上全是机油，但笑得特别开心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——“一九九一年，新机器”。

    第二张照片更旧一些，已经泛黄了。照片上有三个人，中间是个年轻的女人，穿着碎花裙子，扎着两条辫子，笑得很甜。左边是一个年轻男人，瘦瘦的，眉眼和沈师傅很像，但年轻得多。右边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虎头虎脑的，手里拿着一个顶针，举得高高的，像是要给谁看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妈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。”沈建国指着照片上的人，声音有些哑，“那时候我爸刚学会做顶针，手艺还不行，做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的，没人愿意买。我妈在镇上当小学老师，工资不高，但从来不嫌他穷。她跟我爸说，你做你的，咱慢慢来，不着急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的笑容，忽然觉得眼眶发热。她不认识她，但能感觉到那种笑容里的力量——那是一种笃定的、温柔的、不急不躁的力量。她见过这种力量，在玉婆婆身上，在沈师傅身上，在每一个用一辈子做一件事的人身上。

    “我妈走得早，我五岁那年生病没的。”沈建国的声音很低，像怕惊动什么似的，“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没再娶。那些年他白天在厂里上班，晚上回来做顶针，做到半夜。我有时候半夜醒来，看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，车床的声音嗡嗡嗡的，像一只大蜜蜂在叫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没有接话。她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说话，只需要听着。

    “我爸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，就会做顶针。但他做的东西，是真的好。以前镇上有个绣娘，用了他的顶针以后，逢人就夸，说我老沈做的东西，戴着不滑、不硌、不磨线，用了二十年都不变形。后来那个绣娘不在了，她的徒弟还在用我爸做的顶针。”沈建国说着，声音终于有些哽咽了，“我爸走之前跟我说，那台车床不能卖，不能扔，要交给一个懂它的人。他说他想来想去，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你配得上它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低下头，把那张全家福翻过来。照片背面没有字，只有几个模糊的指纹，大概是沈师傅的，黑色的机油印留在泛黄的相纸背面，像一枚沉默的印章。

    “车床我收下。”许兮若抬起头，看着沈建国，目光坚定，“但我不只是收一台机器。我想学。我想学怎么做顶针。”

    沈建国愣住了。“你要学？”

    “嗯。不是马上就能学会，但我想试。沈师傅的手艺不能断，顶针虽小，但每一个绣花的人都离不开它。如果没有人做了，以后绣花的人连个好顶针都买不到，那还绣什么？”

    沈建国张了张嘴，又闭上，反复好几次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爸没看错人。”

    下午，许兮若跟着沈建国去了他在郊区的家。那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，楼梯间很暗，墙皮脱落了一大片，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。沈建国家在五楼，没有电梯，许兮若爬上去的时候有些喘。

    进门是一个不大的客厅，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台车床，不大，大概一米多长，铸铁的机身已经有些锈迹了，但整体保养得很好，该上油的地方都上了油，该擦的地方都擦得锃亮。车床旁边有一个木箱子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工具——锉刀、卡尺、模具、砂纸，每一件都摆放得规规矩矩，像是随时准备被使用。

    许兮若站在车床前，伸手摸了摸冰凉的铸铁机身。她想起沈师傅坐在这个车床前的样子，弯着腰，眯着眼，手上的老茧在金属表面摩擦出沙沙的声音。那些声音她听过，在那拉村的那个下午，她站在槐花树下，听到从沈师傅的小屋里传出来的、持续的、稳定的、像心跳一样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我能开一下吗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沈建国走过去，插上电源，按下开关。车床嗡嗡嗡地转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唱歌。许兮若站在旁边，看着主轴缓缓转动，忽然觉得这台机器不是死的，它有生命，有温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