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有沈师傅留在上面的几十年的手汗和目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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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教我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沈建国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块铜料，夹在卡盘上，然后开始给她讲解最基本的东西——怎么选料、怎么下料、怎么粗车、怎么精车、怎么钻孔、怎么打磨。他说得很慢，有些地方要重复好几遍，因为许兮若对机械一窍不通，连卡盘是什么都要问半天。但他没有不耐烦，反而越讲越来劲，好像很久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这些东西了。

    许兮若听得认真，还掏出手机把关键步骤录了下来。她知道光靠听是不够的，要动手才行。但今天来不及了，天快黑了，她还要赶回工作室。

    走的时候，沈建国把那箱工具和那叠照片都塞给她。“东西你先拿去，车床等你有地方放了再来搬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抱着木箱子站在门口，忽然想起什么，从包里拿出那枚铜顶针，摊在手心给沈建国看。“这是沈师傅送给我的，我一直戴着。”

    沈建国低头看了看那枚顶针，眼眶红了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用粗糙的指腹轻轻碰了碰那枚顶针的表面，然后把手缩回去，朝许兮若点了点头，关上了门。

    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许兮若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、压抑着的哭声。她站在昏暗的楼道里，抱着沈师傅的工具箱，听着那哭声，没有敲门，没有安慰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。

    那台车床，迟早会找到一个属于它的新家。许兮若不知道那个新家在哪里，但她知道，她不会让它生锈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两周，许兮若把自己劈成了三半。

    一半在工作室里绣《归处》系列。那束光已经绣完了，比她想象的要好。她用了一种她自己都没想到的针法——在施针的基础上叠加了一层极细的缠针，让光线有一种从内部发出来的、柔和而坚定的亮度。高槿之看到成品的时候，盯着看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她记了很久的话。

    “这束光，像是活的。你看着它的时候，会觉得它也在看着你。”

    另一半在展厅里布展。安安的效率高得惊人，不到一周就找到了她要的那些老物件——一张民国时期的绣架，木头已经发黑，但榫卯结构依然严丝合缝；三个大小不一的线板，被手摸得光滑如玉，上面还缠着几缕褪色的丝线；一把剪刀，刀刃上有一道浅浅的缺口，是常年剪丝线磨出来的；还有一沓老照片，是南市周边已经过世的老绣娘们的旧照，有的坐在绣架前，有的拿着作品站在门口，有的抱着孩子，脸上的表情都是那种许兮若熟悉的、安静的、满足的神情。

    她把这些东西布置在展厅中间，做成一个还原的绣房角落。没有玻璃柜，没有围栏，观众可以走进去，可以伸手摸——当然她贴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请温柔对待它们”。她想让这些东西不是被“展览”的，而是被“遇见”的。就像你走进一个老朋友的家，看到她的针线筐放在桌上，剪刀搁在旁边，线板上还缠着没绣完的线，一切都保持着被使用时的样子，好像主人只是去倒了一杯茶，马上就会回来。

    还有一半，她在学做顶针。

    这件事比绣花难多了。绣花用的是巧劲，顶针用的是蛮力——不对，也不能说是蛮力，是一种很微妙的、介于巧和蛮之间的力。太轻了，铜料打不出形状；太重了，一下子就会变形报废。许兮若的手在绣花时灵活得像一只鸟，但一握住锉刀，就笨拙得像戴了手套。

    沈建国很有耐心，每周来两次，每次教两个小时。但他不在的时候，许兮若自己练，练得满手都是铜屑和机油，指甲缝里黑乎乎的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高槿之看到她的手，心疼得直皱眉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去药店买了最好的护手霜，放在洗手池旁边，每天晚上看着她涂。

    “你说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”有一天晚上，许兮若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，忽然问高槿之。“刺绣还没做到最好，又要学做顶针，还要管展览，还要带徒弟。一个人哪能做这么多事？”

    高槿之正在看书，闻言合上书，认真地看着她。“你觉得自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开心吗？”

    许兮若想了想。“开心。虽然累，但开心。绣光的时候开心，布展的时候开心，学做顶针的时候也开心。就算锉刀磨破了手，也觉得开心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够了。”高槿之说，“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几件让自己开心的事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大多数人连一件都找不到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看着他，忽然伸手捏了捏他的脸。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”

    高槿之被她捏得脸都变形了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我一直都很会说话，只是你不爱听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说一句我不爱听的试试。”

    “你最近胖了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，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