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，好几处划掉了又重写：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该写什么。阿水和阿月都写了，她们写得很好。我只想说一件事。第十天的晚上，我把顶针摘下来，发现内壁上有一个地方被磨亮了。是我的手指磨的。我的手指在那个地方抵了十天，把铜皮磨出了一道光。我忽然很难过。这枚顶针在遇到我之前是新的，坑坑洼洼的，丑丑的。现在它还是坑坑洼洼的，但有一小块地方亮了。那是我留下的。我把它寄回给你，你会看到那道光。然后你会做第二枚顶针。第二枚会比第一枚好一点，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叫阿土的人，她的手指在这个地方磨了十天。你不要把这道光磨掉。留着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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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许兮若看完这三页纸，把它们重新装进信封里，托沈建国带给林望秋。

    三天以后，林望秋打来电话。

    “许老师，我收到信了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。许兮若听了很久才反应过来——他在哭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那种极力压着、但压不住的、从嗓子眼里一点一点渗出来的哭声。

    “我把阿土说的那道光看了很久。”他说，“我用錾子把那道光刻下来了。在第二枚顶针的同一个位置，我刻了一道浅浅的槽。不是凹槽，就是一道痕迹。以后我做的每一枚顶针，都会在那个位置刻一道痕迹。那是阿土的手指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握着电话，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窗外，南市的秋天正在到来。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，叶片的边缘先黄，然后慢慢往里渗，像铜皮在火里慢慢变色。老街上的铺子都开着门，打铜壶的、打铜盆的、打铜锁的，叮叮当当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一声是哪一家。

    在这些声音里面，有一个年轻的、还不稳的锤声——当，当，当。林望秋在做他的第二枚顶针。

    “你给第二枚顶针取名字了吗？”许兮若问。

    “取了。”林望秋说，“叫‘阿土的第十天’。”

    那年冬天，南市下了一场大雪。

    雪下了一天一夜，老街的屋檐上积了厚厚一层。梧桐树的枝条被雪压弯了，偶尔有一枝承受不住，雪簌簌地落下来，砸在青石板路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

    许兮若的工作室里生了炉子。炉子上坐着一把铜壶，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，冒出一缕一缕的白汽。她坐在绣架前，正在绣一件新作品。

    她在绣那三页纸。

    阿水的字、阿月的字、阿土的字。她把那些字一笔一划地绣在绢面上——阿水的大字，用粗线，针脚疏朗；阿月的秀字，用细线，针脚绵密；阿土的涂改，用深深浅浅的墨灰色，绣出她划掉的那些句子，绣出她写了又删、删了又写的犹豫。她甚至把阿土磨亮的那道光也绣进去了——用了一根极细的银灰色丝线，在绢面上绣出一道若有若无的亮痕，像铜皮在某个角度下反射出来的光。

    她绣了整整一个冬天。

    安安来送饭的时候，看了一眼绣品，说了一句：“你在绣时间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阿土的那道光，是她用了十天磨出来的。阿月的那些话，是她拆线的时候想出来的。阿水的字，是她手指长大十天之后写下来的。这些东西，只有时间能给你。绣花绣的是时间，做顶针做的也是时间。沈师傅敲了五十年，敲的不是铜，是时间。”

    安安放下饭盒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。她看着许兮若绣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你怕不怕？”

    “怕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怕这些东西没有人要。怕你绣的时间，别人看到的只是一块布上的一些线。”

    许兮若的手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她想起沈师傅。沈师傅做了五十年顶针，他怕过吗？那些顶针从他手里出去，散到四面八方，有些被用了四十年，有些可能只用了几次就丢了，有些可能从来没有被用过，只是被人买回去放在抽屉里，跟针线盒放在一起，一年也拿不出来几回。沈师傅知道这些吗？他一定知道。但他还是做。不是因为他相信每一枚顶针都会被珍惜，是因为他相信总有一枚会被珍惜。不是所有人，是一个人。只要有一个人用，一枚顶针就有了意义。只要有一个人看，一幅绣品就有了归处。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许兮若说，“我绣给需要的人。不需要的人，就当没看见。这不是给他们的。”

    安安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站起来，走到炉子旁边，往炉膛里加了一块煤。煤块落下去，火星溅起来，在昏暗的工作室里亮了一瞬，然后暗下去。

    “我小时候，”安安说，背对着许兮若，“我奶奶有一个顶针。铁的，不是铜的，生了锈。她纳鞋底的时候戴在手指上，针屁股抵着锈迹斑斑的凹槽，一针一针地扎。后来她眼睛花了，纳不动鞋底了，顶针就放在针线盒里。我每次打开针线盒都能看到它，铁锈越来越多，最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