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九年秋天，家宁在永春达埔的老屋里收拾东西，翻出了一本帐簿。

    帐簿是陈远水的。封面的牛皮纸已经发黄发脆，边角卷起来了，象一片被火烤过的枯叶。她小心翼翼地翻开，里面的纸页也黄了，但字迹还能看清。字是陈远水写的，用毛笔，笔画歪歪扭扭的，象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。有的字写错了，用墨水涂掉，在旁边重写；有的字写了一半，笔没墨了，后面的笔画淡淡的，像快要消失的路。

    家宁蹲在床底下，把那本帐簿翻了一遍又一遍。帐簿上记的不是帐——不是多少钱、多少货、多少进、多少出。帐簿上记的是路。

    “一九四二年一月，曼德勒，日本飞机炸了，铺子塌了一半。阿圆四岁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二年三月，从曼德勒出发，往北走。阿梅发热，不退。阿圆在箩筐里不哭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二年四月，保山。阿梅病好了。我的腿断了。走不动，爬也要爬。阿圆在箩筐里看我，不哭，就是看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到云南。腿接上了，歪了。阿梅哭。我说没事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三年，在广西。小儿子耳朵坏了，发烧烧的。阿梅哭了三天。我没哭。哭有什么用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四年，在广东。阿圆六岁了。她问我，阿爸到了没有。我说快到了。她又问快到是什么时候。我说快了。她又问快了是什么时候。我说你数到一百就到了。她数了一百，没到。她又数了一百，没到。她数了一整天，天黑了，还没到。她不数了，睡了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了。在梅州。阿梅哭了。阿圆也哭了。我没哭。路还没走完。”

    “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到家了。泉州。陈家铺子开了。”

    家宁蹲在床底下，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一线光，一页一页地翻着那本帐簿。她的眼泪滴在发黄的纸页上，把“阿圆”两个字洇湿了。她赶紧用手背去擦，擦不掉，墨水化开了，两个字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黑色，象一个小小的黑洞，把光吸进去了。

    她合上帐簿，把它贴在胸口，蹲在床底下哭了好一会儿。

    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。她不想让任何人听见。灶间里苏阿梅在剥花生，院子里家兴在喂鸡，巷子里有人在喊孩子的名字。这些声音盖住了她的哭声，或者说她的哭声太小了，小到连那扇没有关严的门都传不出去。

    她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把帐簿放回原处——包在一块旧布里，塞在床底下的最里面，贴着墙根。她站起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用手背把脸上的泪痕擦干，然后走出房间，走进灶间。

    苏阿梅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，面前放着一竹篮花生。她用手指把花生壳捏开，把花生米挑出来扔进碗里，壳扔在地上。她的眼睛不好，捏花生壳的时候要凑得很近，有时候捏不准，花生壳没捏开，花生米整个塞进嘴里嚼了，嚼了几下又吐出来——生的花生不好吃，涩的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我来剥。”家宁蹲下来，从竹篮里抓了一把花生。

    苏阿梅没有让开，也没有说话。两个人蹲在灶台前，面对面剥花生。花生壳在她们手里咔嚓咔嚓地响，象有人在掰断细小的骨头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阿公的帐簿，你看过吗？”家宁低着头剥花生。

    苏阿梅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。“什么帐簿？”

    “记帐的。一本旧的，牛皮纸封面的。”

    苏阿梅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把手里的花生壳捏碎了，花生米掉在地上，骨碌碌地滚到灶台底下。她没有去捡，把碎壳扔在地上，又拿起一颗。

    “你阿公那个帐簿，是他的命。”

    家宁抬起头看着苏阿梅。苏阿梅的眼睛还是那样，浑浊的，蒙着一层灰白色的膜，像隔着一层雾在看人。但那层雾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闪——不是光，不是泪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象水底下的石头被阳光照着时发出的那种幽幽的、沉沉的亮。

    “他记的不是帐，是人。每一个他遇到过的人，他都记着。”

    苏阿梅停了一下，把手里捏开的花生米放进碗里。

    “他在缅甸的时候，铺子里来了一个英国人，买了两包茶叶，给了一张大钞。你阿公找不开，那个英国人说不找了，就当给小费。你阿公追出去半条街，把钱找给他。那个英国人说，你是个诚实的人。你阿公把这句话记在帐簿上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在逃难的路上，遇到一个瘸子，拄着两根拐杖，走得比他还慢。他和那个瘸子走了一段路，走了一个多月。后来那个瘸子走不动了，坐在路边，不走了。你阿公把自己仅有的半块饼子留给了他。那个瘸子叫什么名字，你阿公不知道。他把那个瘸子记成了‘拄两根拐杖的人’。”

    “他在泉州开铺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客人欠了两分钱，一直没还。你阿公没有催他，也没有记他的名字。他在帐簿上记的是‘欠两分钱的那个客人’。那个人后来还了。还了两分钱，还带了一串自家种的龙眼。你阿公把那串龙眼挂在铺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