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春天，陈阿圆八十一岁了。她的身体大不如前，腿肿了，手也肿了，按下去一个坑，很久都弹不回来。她走路越来越慢，从收银台走到超市门口，几步路要走好一会儿，脚在地上拖着，一步一步地挪。她不去医院，家安说了好几次，她不去。“去医院干什么？我没事。”家安说，“你腿肿了，手也肿了，还说没事。”她说，“老了都这样。你阿公当年也肿。”家安不说了。

    她还在看帐，每天下午，坐在收银台后面，戴上老花镜，把进货单、销售单、库存单一张一张地看，一笔一笔地对。她的手指不灵活了，捏不住纸，纸老是从手指间滑掉。她捡起来，又滑掉，又捡起来。小芳说，“阿母，你别看了，我帮你看。”陈阿圆说，“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。各看各的。”小芳不说了，低头看自己的帐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念远放学回来，跑到超市门口，看到陈阿圆坐在收银台后面，低着头，好象在看什么东西。他走过去，踮起脚尖往里面看，她在看一本旧簿，牛皮纸封面，边角卷起来了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    陈阿圆抬起头，“你阿公的帐簿。”

    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
    陈阿圆尤豫了一下，把帐簿递给他。念远接过去，翻开第一页。字歪歪扭扭的，看不太懂。“阿嬷，这写的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你阿公写的。一九四二年一月，曼德勒，日本飞机炸了，铺子塌了一半。阿圆四岁。”

    “阿圆是谁？”

    “是你阿嬷。”

    念远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“阿嬷，你四岁的时候，日本人的飞机炸了。你怕不怕？”

    “不怕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怕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阿公在。他在，我就不怕。”

    念远把帐簿翻到后面几页，看到自己以前画的那幅画，歪歪扭扭地夹在纸页之间。他画的那辆汽车还在，四个轮子一个大车厢，轮子是圆的，车厢是方的。“阿嬷，这是我画的？”

    “是你画的。你小时候画的。你画了一辆汽车，说以后要开汽车带你阿公去玩。”

    念远看着那幅画，看了很久。他把画从纸页之间抽出来，折好，放进口袋里。他把帐簿还给陈阿圆。“阿嬷，你把它放好。这是阿公的东西。”陈阿圆接过帐簿，放回抽屉里。

    二〇一五年夏天，家安的公司遇到了一场危机。一个大客户突然跑路了，欠了公司三百多万运费，一分钱都没给。家安打电话不接，去公司找，已经搬走了。他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帐本，看着那些数字，看了很久。小芳走进来，端着一杯茶。“先喝口茶。”他没有动，把帐本合上。

    “小芳，三百多万。我要白干多久才能赚回来？”

    小芳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握住他的手。“家安，你白干过吗？从开始到现在，你白干过吗？你从一辆车干到三百多辆车，从一个人干到一千多个员工，你白干过吗？你从来没有白干过。”

    家安没有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仓库，停着一排一排的货车，红的、白的、蓝的、灰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转过身。“小芳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
    “你去哪？”

    “去永春。看看阿爸阿母。”

    他开着车，从泉州到永春，两个小时。他把车停在村口，走进村子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土路老屋龙眼树石凳灶间烟囱。有的人他认识，有的人他不认识了。认识他的人跟他打招呼，“家安，回来了？你家祖厝好久没人住了，屋顶都漏了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他走上山坡。陈远水和苏阿梅的坟并排躺着，两座坟之间只隔着一尺。坟上的草长得很高，枯黄枯黄的，硬邦邦的，扎得他的腿很痛。他在坟前蹲下来，伸手拔草，一根一根地拔。草根很深，他用力拔，带出一大坨泥土。

    “阿公，阿嬷，我来看你们了。”

    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金枣，一颗放在陈远水坟前，一颗放在苏阿梅坟前。金枣在阳光下透亮。

    “阿公，公司出了点事。一个客户跑了，欠了三百多万。”他不说话了，看着那两颗金枣，看了一会儿。“阿公，你从缅甸走到泉州，走了三年。你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你走不到？你想过。你怕过。你怕你走不到，阿圆会饿死，阿梅会病死，小儿子会烧死。你怕。但你走了。你走了一程，又走了一程，再走一程。走着走着就到了。”

    风吹过来，把金枣的香味送到他鼻子里。

    “阿公，我也会走。我走一程，再走一程，走着走着就过去了。”

    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走下山坡。

    二〇一五年秋天，家宁把那本帐簿带到了学校。她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，用一把小锁锁上了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她把它拿出来，翻开，看几页，再放回去。她不让任何人看。同事问她看什么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