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八年春天，陈阿圆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家安、家宁、家兴带着各自的孩子回了永春。三辆车，一前一后，从泉州开往永春。家安开着他的黑色奔驰，家宁坐在副驾驶——她不会开车，这么多年了还是不会。家兴开着他的白色货车，车厢里装满了花，卡罗拉、雪山、蜜桃雪山，还有一盆茉莉花，是苏敏送他的那盆。高速公路两旁的山青了，桃花开了，粉红色的，一树一树的，在风中轻轻摇着。家安开着车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家宁看着窗外，也不说话。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，闽南语的，唱的是什么她没听进去。

    家兴的车跟在后面，念远坐在副驾驶，手里捧着一束花，是卡罗拉，红红的，象一团火。他问家兴：“阿爸，阿嬷在天上能看到我们吗？”家兴说能。念远又问，“那阿公呢？林叔公呢？阿祖呢？”家兴说都能。念远低下头看着那束花，把一片被风吹歪的花瓣扶正了。

    到了永春，他们把车停在村口，走进村子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土路老屋龙眼树石凳灶间烟囱。有的人他们认识，有的人他们不认识了。认识他们的人跟他们打招呼。

    “回来了？回来给你阿母扫墓？”

    “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阿母走了快半年了。”

    “快半年了。”

    “时间过得真快。”

    “是快。”

    他们走上山坡。陈远水、苏阿梅、陈阿圆、林清石，四座坟并排躺在山坡上。陈远水和苏阿梅在中间，陈阿圆在陈远水左边，林清石在苏阿梅右边。四个人并排躺着，之间只隔着一尺土。风吹过来，坟上的草沙沙地响，象有人在轻轻说着什么。

    家安跪在陈阿圆坟前。他跪了很久，久到家宁在后面叫了他一声，他才动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金枣，一颗放在陈阿圆坟前，一颗放在林清石坟前。又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板，放在陈阿圆坟前，用石头压住。他对着坟头叫了一声阿母，没人应。又叫了一声阿母，还是没人应。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了，从嘴唇抖到下巴，从下巴抖到喉咙，从喉咙抖到胸腔里那颗心。那颗心在抖，扑通扑通扑通。他把额头抵在地上，泥是湿的，凉的，沾在他的额头上。

    “阿母，你走的那天晚上，我梦见你了。你站在陈家超市门口，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朝我笑。我说阿母你回来了，你没说话。我走过去想拉你的手，你不见了。我站在那里喊阿母阿母，没有人应。我喊醒了，枕头是湿的。”

    家宁跪在陈远水坟前，把那本帐簿从包里拿出来。纸页已经脆得不行了，她小心地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翻。翻到最后那页，上面写满了她这些年记下的事。她把那页纸小心地撕下来，放在陈远水坟前，用石头压住。

    “阿公，我把这些年的事都写在这上面了。阿母走了，林叔走了，阿嬷走了，你也走了。你们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了。你帮我看看阿母到了没有，她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棉袄，手里攥着两颗金枣。你看到她，叫她一声阿圆。她最怕你叫她阿圆，你一叫她阿圆，她就知道你来了。”

    家兴跪在苏阿梅坟前，把那盆茉莉花放在她坟前。花开着，白色的，一朵一朵的，像星星。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飘着，飘到鼻子里，凉丝丝的，甜丝丝的。他对着坟头叫了一声阿嬷，没有人应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你走的时候我才十一岁。你走的那天晚上，我蹲在灶台前哭。阿母走过来蹲在我面前，把一颗金枣塞进我嘴里，说吃了就不哭了。我吃了，咽下去了，可我还是哭了。阿嬷，苏敏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念远。他今年八岁了，很乖，很懂事。他画的画贴在超市的墙上，阿母每天都要看好几遍。阿母说念远画得象你，圆脸，大眼睛，笑起来两个酒窝。阿嬷，你看到念远了吗？”

    念远跪在陈阿圆坟前，把那束卡罗拉放在她坟前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金枣，放在花旁边，磕了三个头。额头沾了泥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站起来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你走的那天晚上，我给你放了两颗金枣。你吃了吗？甜不甜？你要是不够吃，我再给你买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我问阿爸你在哪里，阿爸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我问有多远，阿爸说很远很远。我问比厦门还远吗，阿爸说比厦门远。我问比福州还远吗，阿爸说比福州远。我问比杭州还远吗，阿爸说比杭州远。我问比上海还远吗，阿爸说比上海远。阿嬷，你到底去了多远的地方？我还能不能去看你？”

    风大了，把坟前的金枣吹得滚了几下。念远蹲下去把它们捡回来，重新放好，又捡了几块小石头围在旁边，把金枣围在中间。

    恩慈跪在陈阿圆坟前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地上。纸上画着陈阿圆——圆圆的脑袋，弯弯的头发，笑眯眯的眼睛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鼻子。她在画旁边写了一行字——“阿嬷，我好想你。”她对着坟头叫了一声阿嬷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    “阿嬷，你走的那天我没在你身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