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朵疤说，这是威北最好的苍蝇馆，有祖母半夜起灶热食的味道。

    “我父亲在1983年的暮春，终于攒够了去日的盘缠。他带着我，揣着两张户籍誊本出发，父亲的小本上记着一个叫山田一郎的人，那是当年川崎派遣军的少佐，战败后全身而退，归国后蛰居在神户的垂水区。”

    他呷一口老井坊，吃尖椒炒肉，本地的螺丝椒辣得钻心，肉片匀称，爆炒出锅气，油汪汪堆在盘里，能就下两碗米饭，他招呼殷天快动筷子。

    “国内那段寻访，耗尽了很多人心力。辗转了太多个省市的档案馆，在卷宗里一页页翻，最后是一位留用的旧警察，在弥留之际吐了口，说那件旗袍，被山田带回日本了，说是战利品，上面绣着人名，秀娘的手艺，每一针都是告密。我父亲跪在老人床前，磕了三个响头。”

    “赴日后，语言不通举步维艰。父亲雇不起翻译，只能靠一本袖珍的日汉字典，在神户街巷里挨户打听。那年代的日本正值经济鼎盛，街头巷尾全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，没人理会这个操着蹩脚英语的中国人。他睡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喫茶店里，花三十円买杯咖啡坐一整夜，天亮了继续叩门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他找到了窍门，去区役所翻看住民票，谎称是旧识遗属。又托了一位在日朝鲜人的帮衬，那人是二战时被强征劳工的后代，听了我父亲的事很唏嘘，又看着我，像是看到了他死去的小儿子，他替我们伪造了亲属证明。昭和五十八年秋，我父亲终于叩开了山田家的玄关。”

    “那是一座和洋折衷的二阶建て，庭院里枯山水好看，石灯笼生着青苔。山田已至耄耋，坐在和室正中，膝上盖着毛毯，目光仍透着鹰扬时的冷峭。我父亲跪坐在榻榻米上，行的是最郑重的土下座，就是双掌贴席，额头触地，脊背弓成一条弧线。多屈辱啊。”

    “他让我也这个姿势趴着，他说自己是江南绣庄的传人，此次来是为了寻回祖上最后一件遗作，愿以高出市价十倍的金额求购。”

    “山田不语，壁龛里挂着「和敬清寂」的茶挂，风铃在檐下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么趴着时，耳力会敏感。”

    “我父亲跪着，膝下的畳表很硌人，他把头埋得更低，他也摁我的头，我便看见自己投在障子上的影子，像个小虫子。他常跟我说祖父临死前怎么瞪眼睛，怎么被剖开肚子，里面塞入芦苇叶和糯米，再用长绳一捆，成了个大粽子！蒸一蒸，吃饱了好上路。我到现在没法过端午，不吃糯米。我父亲跪在沾满同胞血的人面前，卑辞厚币，他说，您若不允许，我便跪到死。”

    耳朵疤把辣椒拌在饭里，他嫌殷天磨叽，也帮她拌。

    “山田盯着父亲看了很久，茶釜在围炉里咕嘟，最后老人撑起身，拉开桐箪笥最下一格，取出一个桐木箱，推到他面前。箱盖掀开的那一刻，我看见那件旗袍，水绿色的缎面，盘扣仍是当年的四不像样式，花纹是虞美人。”

    我父亲取出用报纸裹着的一厚沓钞票，这是他变卖祖宅凑来的日元，还有其他人安身立命的钱，面额不一，那个钱带着我父亲这段时间的汗渍和体温。他双手捧着奉上，头深深低下去。山田接过，数也不数，随手搁在一旁。”

    殷天理解了，这一刻的屈辱比下跪更甚，这接纳太轻慢了。所有的仇恨与血泪，在这个日本人眼里，不过是一笔可随意成交的买卖。

    “我父亲抱紧桐木箱，退着爬出和室。起身时踉跄一下，扶着木屐箱站稳。玄关外，我记得尤其清晰，满庭院的枫叶红得像血一样，铺满一地。”

    “他携着桐木箱辗转回国，是岁末了。我们乘绿皮火车一路北上，箱底硌着膝盖，在我父亲腿上硌出一道淤青，他也不挪动。他寻到一位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供职的故交，是痕迹检验领域的翘楚。父亲将旗袍展在灯下，道明原委。故交沉吟良久说若真如你所言，那秀娘的手艺不会在明面上，告密这种事，总要留一手，也要防一手。”

    “他调来一台便携式多波段光源，当时在国内很稀罕，又配着显微比对仪。两人守在实验室里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紫外灯将那件水绿色旗袍照成了紫的。两人手持镊子，一寸寸翻找，从领口到襟边，从袖笼到裙褶。你猜，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    “腋下。”

    “聪明，在右侧腋下的夹缝处，那里有一道极隐蔽的贴边，被拆开过，又被缝补好，拆开和缝补的人都是高手，贴边内侧赫然一排字迹，十七个人名，工工整整。我父亲嚎啕大哭，他觉得这个头磕值了，钱花值了，它终于告诉了我们，血流在哪里，因何而流，沉冤虽然未雪，但至少十七个名字，不再无处安放。”

    殷天和耳朵疤都默默不语了。

    老板颠勺时火苗蹿起老高，映得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明暗不定，像戏台上的老生。

    “你跟我讲这个，不怕我漏出去。”

    “你当年追庄郁，满城风雨，他们都听过你的大名，甚至用你做榜样，你是邻里情谊而已，都这么轴，如果是殷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