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怡脸红了，从耳根一直红到脖子。她本就生得白，这一红，像宣纸上晕开的胭脂。

    玉兰也起哄：“就是！柱哥出了这么多钱，还不是为了子怡姐？”

    “别闹了。”徐子怡转过身，手指抠着门框，木刺扎进指甲缝，细微的疼，“师父师娘还住在那破房子里。我想……我想把他们也接来。”

    院子里安静了一瞬。

    何雨柱看着她。她低着头，后颈露出一截白皙的皮肤，细软的碎发被汗粘在上面。戏班子的规矩他懂——师父如父，师娘如母。方敬之跑了，可师父的师父还在。那是一对老夫妻，男的瞎了只眼，女的瘸了条腿，当年也是名角儿，后来倒了嗓子，靠徒弟们接济过活。

    “接。”何雨柱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“明天就去接。”

    徐子怡抬起头，眼睛里有水光。她想说谢谢，可喉咙被什么堵住了，发不出声。

    “行了，都去收拾屋子。”何雨柱拍拍手，“被子在柜子里，自己拿。晚饭我去买烧腊，今晚咱们在新家开火。”

    人群欢呼着散开。脚步声、说笑声、搬动家具的声音在后院里回荡，惊起了屋檐下的鸽子，扑棱棱飞向铅灰色的天空。

    徐子怡还站在原地。她走到窗边，推开窗。

    晚风灌进来，带着海腥味和远处大排档炒菜的油烟。华灯初上，霓虹灯一盏盏亮起，红的绿的黄的，把街道染成一条流动的彩河。

    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，握住了她的手。

    徐子怡没回头。

    她知道是何雨柱。他的手掌依然粗糙，依然温暖，依然有老茧。但她现在觉得，那些茧是长在土地上的根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要用笔名？”她忽然问。

    何雨柱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传来电车的叮当声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

    “有些话，用真名不能说。”他低声说，“傻柱可以。傻柱是个疯子，是个傻子，说什么都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留洋的事……”

    “也是假的。”何雨柱笑了，笑声很轻，胸腔的震动透过相握的手传过来，“我从河北来，坐了一个月的船，吐了七回。第一脚踏上香港码头，踩到的是烂菜叶子。”

    徐子怡转过身。暮色里，何雨柱的脸半明半暗，浓眉下的眼睛很亮，像井水映着星光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帮我们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何雨柱没回答。他抬起另一只手，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。动作很轻，像触碰一件易碎的瓷器。然后他俯身，很快地，在她嘴唇上亲了一下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永乐戏园的后院里，晨光像把钝刀子，慢吞吞地割着青砖地上的阴影。徐子怡站在井台边，手里拿张从账本上撕下的纸，纸上用眉笔歪歪扭扭列着名字。

    “老赵。”她喊。

    蹲在回廊下抽旱烟的老头抬起脸，左眼是瞎的，眼白混浊得像隔夜的米汤。他是戏班里的老琴师，胡琴拉得一般，但能说会道，早年跑过码头。

    “你去门房。”徐子怡说，“传达室有张桌子，有部电话。来人要问，就说戏园装修，下月开张。”

    老赵咧开嘴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：“得嘞！这差事体面。”

    “冯妈。”徐子怡转向那个正在晾衣服的胖妇人。冯妈是班子里打杂的，丈夫死得早，带着个傻儿子。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凑过来。

    “厨房归你。”徐子怡指了指西厢那间冒烟的屋子，“米面油盐柱子哥都置办齐了。晌午做顿臊子面，多搁辣子。”

    冯妈笑得脸上褶子堆成了菊花：“管饱！管饱！”

    剩下的人围过来，眼巴巴望着那张纸。徐子怡一个个念：武生阿强管道具房，小旦玉兰管服装箱，琴师老陈还拉他的胡琴，但得兼着教几个孩子练功。名字念完了，纸也到了头，可院里还站着七八个人——跑龙套的半大孩子、打锣鼓的伙计、后台梳头的阿婆。

    “人不够。”老赵吐出口烟，烟雾在晨光里慢悠悠地散，“开台戏，前台后台少说三五十号。咱们这才多少？”

    徐子怡把纸叠了叠，塞进袖口。她何尝不知？一副完整的戏班子，生旦净末丑，文武场，后台箱倌，茶水杂役，缺一不可。可现在满打满算，能上台的不过十来人。

    “先收拾着。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，“柱子哥说了，人，慢慢招。”

    阿强把练功的刀枪搬到檐下，铁器碰撞，叮当作响。玉兰打开那口红木戏箱，抖开一件绣着金线凤凰的蟒袍，阳光下，金线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
    老陈在井边调弦，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像条瘦长的虫子，在空气里扭动。

    戏园活过来了。徐子怡想。虽然还空着大半，虽然缺胳膊少腿，但总归是活了。她走到戏台前，仰头看着穹顶的彩绘。天女的衣带有些剥落，但嘴角那抹笑还在，慈悲的，俯瞰众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