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还是这样，一点没变。”

    窗外的雨更大了。雨水冲刷着玻璃，像无数只手指在抓挠。远处传来钟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是圣约翰教堂的晚钟，沉沉的，穿透雨幕飘进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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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何雨柱起身，穿衣服。西装皱了，他用力抚平褶皱。伊莎贝拉还躺在沙发上，丝绒裙敞开着，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。她点起一支烟，细长的烟夹在指间，火光忽明忽灭。

    “宴会要开始了。”何雨柱说，没回头。

    “知道。”伊莎贝拉吐出一口烟，烟雾在壁炉的火光里盘旋上升，像条蓝色的蛇。

    何雨柱拉开门。走廊的灯光涌进来，有些刺眼。他反手带上门，把一室的暖香和旖旎关在身后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宴会厅像只巨大的、镀金的胃。

    水晶吊灯悬在穹顶，成千上万片玻璃折射着昏黄的光，洒在锃亮的大理石地面上，又漫开来，把满厅的锦衣华服都泡在一种黏糊糊的暖色里。空气里有香水、雪茄、烤肉和甜腻腻的奶油味，混在一起，热烘烘地往上蒸，熏得人脑门发涨。

    女士们大多是洋装。

    蓬蓬裙，束腰，蕾丝手套，脖子上一圈珍珠或钻石，在灯下闪着冷硬的光。

    像一群精心打扮的瓷娃娃，摆着僵硬的微笑，用扇子掩着嘴，说些不痛不痒的闲话。唯独伊莎贝拉不同。

    她还是那身：白蕾丝衬衣，领口开了两颗扣子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颈；蓝黑色牛仔裤裹着修长的腿，裤脚塞进棕色短靴里。

    没化妆，或者化了淡到看不见的妆，金色卷发随便扎了个马尾，几缕碎发贴在汗湿的额角。

    “看什么？”她叉起一块黑森林蛋糕，塞进嘴里，奶油沾在嘴角。

    “看你。”何雨柱说。他端着香槟杯，没喝，只是晃着，看金黄色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细密的泡沫。

    他穿的是罗浮那套西装，熨烫过，但肩线还是有点松。领带打得别扭，总觉得勒脖子。

    “我好看，还是她们好看？”伊莎贝拉又叉了块鹅肝，涂在面包片上，动作粗鲁，不像淑女，倒像饿了三天的码头工人。

    “你饿。”何雨柱说。

    伊莎贝拉笑了，露出整齐的白牙。

    她确实饿，何雨柱也饿。

    中午没吃——不，准确说，从早上那碗粥到现在，除了在戏院那两片云片糕，什么都没下肚。

    再加上下午那一场“活动”，胃里早空了，像口掏干净的井。

    两人站在长条餐桌尽头，像两只偷食的老鼠。桌上铺着雪白的亚麻桌布，银质餐具摆得整整齐齐，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

    食物琳琅满目：三层高的蛋糕塔，奶油裱花繁复得像建筑；整只烤乳猪，猪嘴叼着苹果，眼睛是两颗樱桃；龙虾、生蚝、鱼子酱，冰块冒着森森白气；还有各色点心，马卡龙、泡芙、司康饼，小巧精致，像玩具。

    何雨柱拿起个三明治，两层白面包夹着火腿和芝士，边缘切得方正，没有半点面包屑。

    他咬了一口，咀嚼，吞咽。味道很好，但太规整，少了点烟火气。他想起张慧敏那个馅饼摊，铁板上“滋滋”作响的油，焦黄的饼皮，冒着的热气混在夜雨里。那才是人吃的东西。

    台上在表演。

    是个穿燕尾服的钢琴师，弹着肖邦，音符像珠子，一颗颗滚出来，滚进喧哗的人声里，很快被吞没。

    没人认真听，大家都在说话，大笑，碰杯。

    香槟塔叠得很高，侍者不停倒酒，气泡“滋滋”地往上冒，像某种无声的沸腾。

    “那个，”伊莎贝拉用叉子指了指不远处一个胖子，“珠江实业的老板，姓陈。搞房地产的，半条弥敦道都是他的。”

    何雨柱看过去。胖子五十多岁，肚子高高隆起，把西装扣子绷得紧紧的，像随时要崩开。

    他正和几个洋人说话，手里拿着雪茄，每说一句就哈哈笑，笑声洪亮，震得胸前金表链一颤一颤。

    “有钱。”伊莎贝拉补充，“但土。听说以前是汕头卖鱼丸的。”

    她又指向另一边。那是个女人，三十出头，穿黑色旗袍，外面罩着同色短外套，戴一顶黑色宽檐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下巴尖和涂着暗红色口红的嘴唇。

    她独自站着，手里端着杯红酒，没喝，只是晃，眼睛透过帽檐的阴影扫视全场，像在评估货品。

    “宝宝。”伊莎贝拉声音压低，“本名刘宝累。丈夫以前是粮食贩子，跑船运的，前年得霍霍死了，有人说是被她毒死的。现在生意做得更大，手里至少有五条运粮船，跑暹罗、仰光。”

    何雨柱的手顿了顿。他把剩下半个三明治放下，拿起餐巾擦了擦手指。动作很慢，很仔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