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注意到泰勒，是1941年。

    青霉素项目，那个年轻得不像话的专家，二十一岁，黑发绿眼，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天真和锐利的奇怪表情。他在听证会上侃侃而谈，数据精确，逻辑严密，把一群老官僚问得哑口无言。

    我坐在台下，看着他，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……嫉妒。

    不是嫉妒他的才华，虽然那确实惊人。

    是嫉妒他的“干净”。

    他穿着普通的西装，袖口有磨损，鞋子也不是名牌。但他站在那里，背挺得笔直，眼神清澈，像一面擦得锃亮的镜子，照出我满身的污秽。

    我知道他的背景：孤儿院长大，靠写作和奖学金读完圣奥莱夫文法学院，进入剑桥，白手起家建立商业网络。没有家族背景，没有政治靠山，纯粹靠能力和运气走到今天。

    而我呢？

    我也有过能力，有过理想。

    但我在第一个岔路口就选择了捷径，从此在泥潭里越陷越深，最后连自己最初的样子都忘记了。

    泰勒的出现，像一道刺眼的光，照进我经营多年的黑暗王国。

    他主导的青霉素项目，透明，高效，真正为了救治伤员，而不是为了捞钱。他拒绝了我几个“合作伙伴”的围标企图，坚持公开招标。他把增产计划做得无懈可击，堵死了所有想从中揩油的漏洞。

    他在毁掉我的生意。

    不，不止生意。

    他在毁掉我过去二十年建立的一切，那个由腐败、谎言、共谋织成的网络，那个让我得以忘记艾琳、忘记初心、沉溺在权力幻觉里的舒适茧房。

    更可怕的是，他在证明一件事：

    不需要堕落，也能成功。

    不需要妥协，也能改变世界。

    不需要变成我这样的怪物，也能爬到权力的高处。

    这让我无法忍受。

    如果泰勒赢了，那就意味着我过去二十年的所有选择、所有妥协、所有堕落，都是错的。

    意味着艾琳的死没有意义。

    我本可以用合法的方式筹钱，本可以不必走上这条路。意味着我本可以做个好人，却主动选择了做坏人。

    我不能接受这个。

    所以我要毁掉他。

    不仅是出于政治算计和出于利益冲突，还因为恐惧。

    恐惧那面镜子，恐惧镜子里的真相，恐惧那个曾经也“有一颗金子般的心”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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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记者会。

    我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，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。

    我用尽毕生演技，扮演一个被陷害的爱国者，一个勇敢揭露叛国阴谋的老人。

    我抛出那些伪造的证据，看着记者们震惊的表情，心中有一丝病态的满足。

    至少，我能拖着你一起下地狱，泰勒。

    像一株带刺的玫瑰，鲜艳，锋利，用冰冷的事实解剖我的谎言。

    我派杀手去医院，想物理清除这个威胁。但他们消失了，现场干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    我输了。

    彻底地，狼狈地，众叛亲离地输了。

    昨天下午，司法部正式立案。今天早上，我的资产被冻结，党籍被开除，所有朋友（如果还有的话）都避而不见。小查尔斯来看过我一次，眼神复杂，说了句“保重，父亲”就匆匆离开。

    连我的儿子都羞于认我。

    现在，我躺在这间用最后一点现金支付的私人医院的病房里，因为公立医院已经不收我了。医生说我“突发性心脏衰竭”，但我知道不是。

    是谋杀。

    ”，今天下午来过。

    他站在床边，黑色的眼睛看着我，没有任何情绪，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物品。

    “温特沃斯爵士。”他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少年特有的微哑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冰锥落地。

    我靠在床头，笑了。

    “来杀我？”

    “来问几个问题。”他走到床边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姿态从容得像在自家客厅，“关于‘灰衣主教’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他是谁。”我说的是实话，“单向联系，加密电话，每周三晚九点。现在电话线断了，他不会再联系我了。”

    “但你知道一些线索。”。比如，那些加密代码的规律。比如，你和‘灰衣主教’二十年合作中，无意间发现的蛛丝马迹。”

    我盯着他。

    这个少年太冷静，太敏锐，不像十六岁，倒像活了六十岁的老鬼。

    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因为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。”他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，“也可以让你死得非常痛苦。选择权在你。”

    我笑了。

    “你以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