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末，埃德蒙寄来一本小册子。

    是中文，他附了手写的英文翻译。扉页上有一句话，他用铅笔轻轻勾出：

    “在光明所见的，在黑暗也能见；在黑暗所不见的，在光明也未必能见。”

    你把它放在床头。

    同一个月，你第一次见到“赵”。

    埃德蒙的信里说：这是我远东的朋友。他会告诉你一些事。你可以选择帮或不帮，没有压力。

    赵三十岁左右，亚洲面孔，英语流利但带着口音。

    他在你工作室对面的咖啡馆坐了半小时，什么也没要求，只是详细地解释了中国战场的局势、日本侵略者的暴行、延安的医疗物资匮乏程度。

    他说，中国已经打了三年。

    他说，日本的“三光政策”——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——正在让整个华北变成焦土。

    他说，延安的医院里，没有麻药，没有绷带，没有最基础的消炎药。截肢手术用的是锯木头的锯子。伤员在手术台上活活疼死。

    他说，前线战士的平均生存时间是三个月。

    他说，这些战士，很多比你弟弟还小。

    你没有弟弟。

    但你想起白教堂那些追逐的孩子。如果他们生在另一个国家，也会在十六岁那年扛起枪，走向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战场。

    赵说完了。

    他看着你。

    你问：我能做什么？

    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然后他说：埃德蒙说你很有钱。

    你说：是的。

    他说：埃德蒙说你的钱来路干净，不会引起怀疑。

    你说：是的。

    他说：埃德蒙说你可以信任。

    你说：……他这么说？

    赵点头。

    你说：那你就可以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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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9年12月，你加入“信天翁”。

    没有宣誓，没有仪式，没有档案记录。你只是在某封信里写“同意”，然后收到一个银行账号、一套加密通信方法、一个代号——没有代号，他们坚持用你的真名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需要掩饰，”赵说，“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伙伴。伙伴有自己的名字。”

    你负责资金中转。

    最安全、最隐蔽、最不需要暴露身份的工作。

    你经手的每一笔钱都流向中国，流向那些你永远不会踏上、但知道正被战火焚烧的土地。埃德蒙的钱、你的钱、其他“信天翁”成员的钱，像无数条细小的溪流，汇入暗河，抵达大洋彼岸。

    你不再失眠了。

    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失眠。你比从前更忙，白天工作室，晚上处理账目，凌晨还在加密信件。

    是不再有那种空洞。

    那种“为什么有了一切还是不快乐”的空洞，被填满了。

    不是被某个人填满。

    是被一件事填满。

    是你终于相信：自己活着，是有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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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一年，伦敦大轰炸开始了。

    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，德军连续轰炸伦敦七十六个夜晚。你工作室的窗户被震碎三次，天花板塌过一次，你躲在梅费尔的防空洞里，听着头顶的爆炸声，数着心跳。

    防空洞里什么人都有。

    贵妇人穿着皮草，怀里抱着珠宝匣。码头工人一家挤在角落里，孩子们在哭。卖鱼的妇人认出你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往旁边挪了挪，给你腾出一块地方。

    你坐下。

    炸弹在头顶炸开，泥土簌簌落下。

    那个卖鱼的妇人忽然开口：“我认得你。”

    你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她说：“你小时候住在白教堂。”

    你说：“是。”

    她沉默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然后她说：“你现在不一样了。”

    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    你确实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但你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

    那一夜，你在防空洞里坐了六个小时，听那个妇人讲她的事。她的丈夫死在敦刻尔克，她一个人在码头卖鱼养活三个孩子。最小的那个刚满三岁，总问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”。

    你问她需要什么。

    她摇头。

    你说：我可以帮你。

    她看着你。

    那种眼神，你认得。

    和你十九岁站在中央圣马丁门口时一样。

    渴望，又不相信渴望能被满足。

    你没有再说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你让人给她送了一笔钱。匿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