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够了。”罗莎蒙德的声音恢复了利落，“加上我的十三个，十八个。剩下两个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谢谢你，埃德蒙。”

    “不用。”

    “贝斯纳尔绿地的事，我明天去现场。你想去吗？”

    埃德蒙想了想。

    他明天本该去伯明翰出差。但他可以调整行程。

    “几点？”

    “上午十点。贝斯纳尔绿地地铁站门口。”

    “我去。”

    罗莎蒙德没再多说，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埃德蒙站在原地，握着听筒，很久没动。

    窗外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街灯还没亮，卡多根广场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的暮色里。远处的法国梧桐枝桠交错，像无数双伸向天空的手。

    斯特拉走过来，用脑袋蹭他的腿。

    他低头看她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，”他说，“该吃饭了。”

    他去厨房给斯特拉倒了一碗狗粮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。

    站在厨房窗前，他又想起那条新闻。

    62个孩子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什么。

    他放下水杯，走到书房，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笔记本。

    那是他还在孤儿院时用的。封面磨损，边角卷起，里面是他十几岁时抄录的诗句、读书笔记、偶尔的日记。

    他翻到某一页。

    那里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，日期是1929年：

    今天汤姆问我，为什么生命这么容易逝去。我说不知道，但我们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活着。

    他合上笔记本。

    窗外，路灯终于亮了。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五分，埃德蒙站在贝斯纳尔绿地街对面，看着那个被临时围起来的入口。

    围栏上挂满了花束和卡片，有些已经枯萎，有些还是新鲜的。几个人站在围栏前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
    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跪在地上，用一块手帕擦拭地面，尽管那里什么也擦不出来。

    罗莎蒙德比他早到。

    她穿一件深灰色大衣，黑发挽在脑后，脸上没有表情。她身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一件旧得发亮的西装，手里拿着一叠文件。

    “埃德蒙。”。遇难者家属代表。”

    埃德蒙看向那个男人。

    五十岁上下，瘦削，眼窝深陷，嘴唇紧抿。他伸出手，和埃德蒙握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谢谢您来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沙哑，但很稳。

    “我是来听的。”埃德蒙说。

    沃尔特点点头，把文件递给他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们整理的经过。173个人，173个名字，173个家庭。有些家庭失去了不止一个人。史密斯家失去了三个孩子，最大的十二岁，最小的四岁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我失去了我的妻子。”

    埃德蒙接过文件，没有翻。
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的女人，看着那些枯萎的花束，看着围栏后面黑洞洞的地铁站入口。

    他转头看向罗莎蒙德。

    “法案的文本，给我一份。”

    罗莎蒙德看了他一眼，从包里抽出一叠装订好的纸。

    埃德蒙接过，翻了翻。

    “下周三之前，我把五个人的签名给你。”

    罗莎蒙德点点头。

    她没再说什么“谢谢”。他们不需要说这个。

    埃德蒙转身离开。

    走出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地铁站入口。

    黑洞洞的，像一张沉默的嘴。

    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，斯特拉蹲在门口，歪着脑袋看他。他蹲下揉了揉她的脑袋，说：“晚上回来。”

    他不知道那173个人出门前，有没有人跟他们说这句话。

    他转身上车。

    引擎发动的声音盖过了街边一个女人压抑的哭声。

    车窗外的景色在变。

    先是伦敦那些灰黄色的公寓楼，一栋接一栋，窗户上糊着防空纸条，像无数只半闭的眼睛。

    然后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灰绿，草是枯的，树是秃的，但偶尔能看见几块刚翻过的田，黑色的泥土翻开在灰白的天光下。

    埃德蒙坐在后座，膝上摊着文件。

    前排的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，姓帕克，给卫生部开了十二年车。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继续专注地握着方向盘。

    副驾驶座上是个年轻人，二十五六岁，棕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戴一副圆框眼镜，手里拿着笔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