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德镇，在自家的后院里建了这座温室。他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握着一把剪刀。不是用来剪花的，是用来剪指甲的。他的指甲被源石结晶撑得变了形，像一片片龟裂的贝壳，他用剪刀一点一点地修剪，剪下来的碎片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、像玻璃珠碰撞的声音。

    玛格达尔记得他的最后一句话。不是对她说的，是对那些花说的。“等我走了，你们替我看着她们。”她不知道“她们”是谁。也许是他的女儿，也许是他的孙女，也许只是那些花本身。她从不在人前提起他。有些名字说出来就轻了。

    “锹子”第一次来温室的时候，玛格达尔以为他是来检查违禁品的。萨卡兹的军官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，翻箱倒柜，把花盆打翻，把泥土踩得到处都是，然后拍拍手离开。他们不在乎花。在他们眼里，花是没用的东西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不能做成武器。但“锹子”不一样。他没有翻箱倒柜。他站在温室门口，看了很久，然后问：“这些花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的维多利亚语带着浓重的萨卡兹口音，“玫瑰”说成了“罗丝”，“雏菊”说成了“楚菊”。玛格达尔一个一个地告诉他，用手指着花，像在数自己的孩子。

    后来“锹子”开始自己来了。不是在检查的时候，而是在换岗之后，天黑之前。他蹲在花圃旁边，用一根小棍子给雏菊松土。他的手指很粗，指节突出，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污垢。那些污垢不是泥土，是血。不是别人的血，是他自己的。他的手上全是伤疤，旧的在下面，新的在上面，一层叠一层，像树的年轮。他把那些粗笨的手指插进泥土里，小心翼翼地把杂草拔出来，动作笨拙得像一个第一次握笔的孩子。

    玛格达尔问过他为什么要来。他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看着那些雏菊，看了很久，说：“卡兹戴尔从来没有这些。”那不是回答，是一种解释。玛格达尔没有追问。她知道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，或者答案太长了，长到一辈子都说不完。

    “锹子”第二次来的时候，给她带了一包种子。不是维多利亚的种子，是萨卡兹的。他说是他在伦蒂尼姆的黑市上买的，从一个卡兹戴尔来的商人手里。种子的包装袋上印着萨卡兹文，玛格达尔看不懂，但从袋子里倒出来的那些小颗粒来看，应该是某种野花。她把那些种子种在温室最里面的角落，用最肥沃的土，浇最多的水。它们发了芽，长了叶子，然后死了。也许是不适应维多利亚的土壤，也许是不适应她的照顾。她把那些枯死的幼苗埋在花园里，用手掌拍平了泥土。

    “锹子”第三次来的时候，给她带了一个钟。不是闹钟，是挂钟，圆形的，白瓷表盘，黑色的指针，走起来发出轻轻的滴答声。

    “记住工时，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像在跟自己说话，“不要轻易离开岗位。”

    玛格达尔没有拒绝。她把钟挂在温室门口的墙上。滴答声像心跳，一下一下的，提醒她还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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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新的指挥官是在一个阴天来的。

    玛格达尔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他比“锹子”高一级，肩章上多了一颗星。他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像在跟一整个连的人喊口令，即使他只是在问路。他的靴子踩在碎石路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像踩在干枯的树枝上。他的眼睛是灰色的，不是那种雾蒙蒙的灰，而是一种更接近于金属的、没有温度的灰。

    他带着一队士兵走进了温室。不是检查，是搜查。“有人举报你窝藏维多利亚游击队员。”他说，声音大得像在喊口令。玛格达尔想说没有，但他已经挥手了。士兵们冲进温室，把花盆从架子上推下来，陶罐摔碎的声音清脆得像玻璃杯落在地上。他们把泥土踩碎，把花瓣踩烂，把新芽从土里拔出来，扔在地上。那些新芽是玛格达尔上周刚种下的，是芙蕾达从伦蒂尼姆带回来的种子，说是为明年的农事节准备的。她不知道那些种子是什么花，只知道它们是芙蕾达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品种，每年农事节都会开满整个广场。

    “锹子”站在门口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靴子。他没有阻止。不是因为他不想，而是因为他阻止不了。他的权力只够管住他自己的人，而这些人不是他的人。他只能站在那里，看着那些玫瑰被踩碎，看着那些雏菊被连根拔起，看着那些新芽在士兵的靴底变成绿色的泥浆。他的手指在裤缝上攥紧了，然后又松开了。他攥紧了三次，松开了三次。玛格达尔数着。

    士兵们走了。温室里只剩下碎陶片、烂泥巴和被踩扁的花朵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汁液混合的气味，像春天被碾碎了的味道。“锹子”蹲下来，从碎陶片里捡起一朵被踩扁的玫瑰，花瓣已经碎了，只剩花托和几根残存的雄蕊。他把那朵花放在手掌心里，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大君很不耐烦，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像在跟自己说话，“仪式被要求提前了。这里的人都会是开启仪式的钥匙。”

    玛格达尔蹲在他身边，从地上捡起一片碎陶片。陶片的边缘很锋利，割破了她的手指，血珠从伤口渗出来，滴在碎陶片上，又滑落进泥土里。

    “仪式？”她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