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：布伦特伍德的毁灭

    布伦特伍德镇在伦蒂尼姆的版图上从来不是一座值得记住的地方。它没有矿藏，没有工厂，没有高速舰队的停泊港，甚至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不曾与它相连。商队绕开它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而是因为它什么都没有——不值得绕路，也不值得停留。正是这种“空白”，让它成了血魔仪式最理想的节点——没有人会注意到这里，直到一切都太迟了。

    镇子里的居民大多是世代务农的菲林，种土豆，种小麦，种一些勉强能换钱的经济作物。他们的房子是灰砖砌的，低矮，潮湿，屋顶上的瓦片被雨水泡得发黑，长满了青苔。镇中心的广场上有一棵老橡树，据说是第一任镇长亲手种下的，树干粗得两个成年人都抱不住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，遮住了大半个广场。夏天的时候，老人们坐在树下乘凉，孩子们在树荫下追逐打闹，妇女们在井边洗衣服，笑声能传出去很远很远。

    萨卡兹来的那一天，没有人逃跑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怕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怕。几百年来，布伦特伍德镇没有经历过战争，没有见过敌人，连小偷都很少光顾。镇民们站在路边，看着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，看着他们的角、他们的尾巴、他们眼睛里那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光。有人问了一句“你们是谁”，没有人回答。有人问了一句“你们要干什么”，也没有人回答。只有镇长韦斯特先生走上前去，伸出双手，想说什么。他的嘴张开了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一个萨卡兹军官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恶意，没有轻蔑，只有一种——漠然。像一个大人看一个挡在路上的孩子。

    韦斯特先生死了。不是被杀的，是自找的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召集了镇上几个年轻人，想趁夜烧掉萨卡兹堆在广场上的物资。他们没有成功。萨卡兹的哨兵在十几米外就看见了他们，弩箭射穿了韦斯特先生的胸口，他倒在那棵老橡树下，血从伤口里涌出来，浸透了树根。那几个年轻人被关进了镇公所的地下室，三天后被放了出来，每个人少了一根手指。

    。没有人选举她，没有人投票，甚至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。她只是在那天早上走出家门，走到镇公所，推开门，坐在了父亲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。那把椅子是橡木的，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，座垫上有一个烟头烫出的洞——那是父亲有一次开会时走神留下的。芙蕾达把手指按在那个洞里，感受着焦糊的布料边缘刮过她的指纹。

    她不会抽烟。她不知道那个洞是什么时候留下的。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坐在这把椅子上，因为如果她不坐，萨卡兹会找一个人来坐。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想讨好他们的懦夫，也可能是一个想利用他们复仇的疯子。无论哪种，都比她更糟糕。至少她不会让镇上的任何人再死。

    萨卡兹的条件很简单。粮食换劳动力。每个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，报酬是一公斤黑面包和半升稀粥。建什么？不知道。没人知道。萨卡兹给了图纸，图纸上的线条密密麻麻，像一团被揉皱了的蛛网。有建筑师看过那些图纸，说那些线条不符合任何已知的建筑规范，说那些结构不可能承受任何荷载，说那些材料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建材市场上。他没有说完。萨卡兹的士兵把他带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没有人再问问题了。

    每天早上，镇公所门口排起长队，人们领号、上工、领粮，像一台被上了发条的机器。没有人再提起农事节了——那些关于庆典、烟火和鲜花的记忆，在饥饿面前一文不值。

    芙蕾达把公告贴在镇公所门口的布告栏上。字迹工整，措辞礼貌，每一条都用维多利亚语和萨卡兹语双语书写。第一条：居民必须遵守军事委员会此前颁布的一切条款。第二条：务必遵守上工安全规定，所有人不可旷工。第三条：严禁晚上七点之后私自离开住处活动。第四条：禁止任何悼念镇长韦斯特先生的行为。她把最后一条读了三遍，然后用钢笔在“韦斯特”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。墨水洇开了，像一朵黑色的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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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玛格达尔的温室在镇子的东边，靠近那片被荒废的苹果园。她是菲林，一双浅褐色的猫耳从浅褐色的短发间竖起，时而微微转动，捕捉着温室外的声响。她的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，像一株被风吹拂的植物。她的祖辈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，把对土地的热爱刻进了骨子里，也把那种属于菲林的、温柔的警觉刻进了她的本能。

    温室的玻璃顶棚有一半碎了，她用塑料布蒙着，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哗响，像一个老人在咳嗽。温室里的花不多，雏菊，玫瑰，蓝铃花，还有一些她说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是从镇子外面的山坡上挖来的。她把那些花种在破陶罐里，用河水浇灌，用手指松土，用剪子修剪枯叶。那些花长得不算好，但活着。在布伦特伍德镇，活着已经是一种奢侈。

    她不是镇上唯一的园丁，但她是最年轻的一个。镇上的老人们说她的祖父是个了不起的园艺师，曾经在伦蒂尼姆的贵族庄园里工作过，伺候过那些只喝露水不吃粮食的娇贵花朵。后来他得了矿石病，被辞退，回到了布伦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