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细化，比如民众受教育程度，出了多少进士，开垦了多少荒地，新增了多少人口，尤其是新增人口指标，一个州府如果能大量从临近隔壁州府吸引百姓来当客户，对知州知府的政绩考核至关重要，这是打从大宋开国之始，就由赵匡胤亲自制定的最优先考核指标。

    所以知州想要做事，想要有政绩，肯定就不可能对老百姓剥削太过，你剥削太过，老百姓都跑去隔壁州区做客户去了，那不完犊子了么。

    再说赋税太重，老百姓都不生孩子了，没有新增人口，他们往往还是要担责任的，现在毕竟还只是宋初，吏治还没有太腐败，也不至于因为冗员太多，知州知府往往待个一两年就要轮换。

    这就导致地方州府和转运使在考核kpi上就是南辕北辙，相互对立的，一个要尽可能的剥削百姓，一个要尽可能的护着百姓，二者又没有互相的隶属关系，一个地方到底听转运使的还是听知州知府的，分人，也往往看你有没有靠山。

    碰到知州强势的，转运使就听知州的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能过得好一点，向朝廷上缴的税赋就少一点，碰到转运使强势的，往往就听转运使的，地方上的老百姓就过的苦一点。

    大宋的政治架构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完全互相冲突的KPI考核制度，来保证朝廷对百姓的剥削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。

    如陈尧叟之前在广西当转运使那种，能带领当地百姓一块致富，上缴朝廷的税赋还能一年比一年多的。

    亦或者是苏轼这种明明当的是知州，不影响每年上缴朝廷的税款的前提下还能带领百姓修河堤，使人口暴涨的。

    这都属于能吏中的能吏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提拔马上就能在一众寻常庸官之中脱颖而出，压都压不住，这种人必然是要当宰相，早晚要当宰相的，但这种官也是凤毛麟角，大多数时候转运使和知州还是要博弈。

    有了守捉之兵，知府再和转运使博弈的守护胆气可就大大的增加了，借口给守捉之兵发军饷，可以公然增加截留的羡馀，这其实已经是北宋政治上的巨大改革了，当地的知州知府们必然是一百个愿意，一千个愿意的，但当地豪强和路一级官员一定都会拼命反对，下绊子，使套子。

    所以如果不是这次江南大乱，这守捉之兵策要落地还真不会这么简单。

    第一批守捉之兵很快就安顿好了，潘惟熙还亲自给他们清查了当地田亩，有他和寇准亲自看着，当地的豪强也好，转运使也罢，都只能捏着鼻子受着，离开的时候，队伍中就少了二百人。

    潘惟熙冲他们挥手致意，祝他们从此退休快乐，这二百人齐齐跪下，朝潘惟熙大礼而拜，潘惟熙也不阻拦谦逊。

    如此，一万人的队伍，越走，越少。

    一直到了江宁附近，潘惟熙笑着对寇准道：“寇相且先带着这些兵卒去江宁暂时安置，顺便整顿江南东路的政务，我带三百兵先走一步，单独安置。”

    “去哪？”

    “饶州。”

    “饶州，德兴铜矿？听说那里的铜矿已经被反贼占据，雄略军和忠节军两支禁军，一千多人的编制，尚不能剿灭，你就带着三百人去安置守捉之兵？

    有些危险吧，此地，应该是此次江南大乱，除杭州之外，最严重的几个局域之一啊。”

    “无碍，三百守捉之兵，足以平此地叛乱。”

    说着，潘惟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此去饶州，去的乃是龙潭虎穴，我只带三百，你们谁敢于我同去？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就见近万禁军齐齐上前一步，机会是异口同声的在齐喝：“愿随郎君同去。”

    寇准看在眼里，一时间张大嘴巴，惊骇莫名，心头剧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