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溥的加入，使得更多士人关注这场争论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信徒不到一万人的宗教，景教在大明民间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非常小，或者说完全没有影响力。

    但是因为他们身着儒服、以西儒形象传教，在士大夫中却颇有影响力。

    这也是朱由检对景教极为重视，一定要整治他们的原因——

    一万人普通信徒朝廷完全可以不在意，但是一万士人信徒，却是不可忽视的势力。

    现在信仰景教的，就有很多士人。徐光启、杨廷筠、王徵……更是进士出身。

    随着朱由检对科学的推崇，和西学联系紧密的科学，可能会引导更多的士人信仰景教，这也是朱由检希望将科学和景教分开的原因——

    他可不希望景教借着科学大肆传播，甚至出现“科学的尽头是神学”的谬论。

    张溥显然察觉了这一点，完全以研究学术问题的态度，看待这场争论。

    他的不偏不倚，让科学的治学方法得到更多认可。

    很多不信仰景教、也对景教没有多少恶感的中立士人，因为这篇文章，生出了研究景教的兴趣。

    有发表论文任务的翰林院官员和科学院研究员，开始针对景教撰写文章，剖析这个宗教的一切。

    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教义、还有他们的习俗和学问，都被大明士人审视，进行深入分析。

    张溥提到的一夫一妻制等习俗不用说，长子继承制、女性继承权，都因为这篇文章，被更深入地了解。

    还有人发掘出西方一夫一妻制之下，存在着几乎公开的情妇情夫等问题。

    这在大明就是通奸，应该受到惩戒。

    东西方礼法的碰撞，开始被人重视。

    很多人开始认识到，泰西诸国存在一套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礼法，两者有许多矛盾。

    这些礼法在大明士人看来有野蛮的地方，但是相比几乎完全没有礼法、弱肉强食的野蛮人，他们确实称得上文明人。

    一些人开始理解皇帝为何要承认一些国家为文明国家，他们确实不同于普通夷狄。

    另一些人，则是受到刺激，反对这个文明的一切。

    他们坚决认为泰西诸国是蛮夷胡虏，打着去胡化的旗号，质疑看到的一切。

    例如宣武门旁边的天主堂，因为采用西方教堂样式，就受到了质疑。

    一些士人认为它和其他建筑格格不入，即使不彻底摧毁，也应该改为中华样式。

    景教则辩称这种建筑和佛塔一样，朝廷允许佛塔存在，就应该允许教堂。

    还有一些宗教的建筑，同样来自域外。

    甚至指出紫禁城中，同样有一处异域风格的建筑。

    （武英殿大修前的浴德堂后院，元代宫庭浴室的遗留，阿拉伯风情浴室）

    这让更多的领域被卷入，尤其是相关宗教，建筑样式和教义同样受到审视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大明的宗教界，在崇祯五年的开始，变得满城风雨。

    很多人都预感到，宗教界的大变故，已经将要到来，并且会影响今后数十年、数百年的宗教格局。

    景教在这场风波中，可谓摇摇欲坠。

    刚在大明传播没多久的他们，根本没有承受这样风波的能力。

    眼看脱离景教的信徒越来越多，一道从南洋传来的消息，引得传教士狂喜：

    “回来了！”

    “出使泰西的使团回来了！”

    “已经通过满剌加，正在向京城返回！”

    却是孙元化、龙华民率领的使团，在经过将近四年的航行后，终于顺利返回。

    他们在经停满剌加时，被当地锦衣卫探知，向京城传回消息。

    京城的传教士，热切期盼他们能带来教廷的回复，解决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。

    朱由检同样极为期待，因为他希望使团带回的技术和种子，能够促进大明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。

    但凡这些人能把他交代的任务完成一半，都会对大明带来很大改变。

    攻击景教的言论，在他的授意调门开始降低。更多的是集中在学术界，进行学术讨论。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钱谦益对此是不满的，因为他想要一鼓作气，彻底把景教压下去。

    并且他得到了一些大臣的支持，想要把徐光启从大学士位置上拉下来，九月换届时多一个大学士之位。

    被他鼓动起来的佛门，同样不愿罢手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在深入研究景教后，认识到这是个大敌。

    同为外来宗教、而且和士人联系紧密，佛教和景教的生态位，存在很多重叠。

    传教士最初在大明传教时，就是身着僧衣，被人视为“西僧”。

    后来被一些士人建议，才改成穿着儒服，从“西僧”变成“西儒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