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，夏，安南县。

    安南县人事局三楼会议室。

    热浪从王超贤的后颈卷过，汗珠顺着脊椎骨往下淌，手里捏着那张被汗水浸得微潮的准考证——13号。

    墙上贴着红底黄字的标语：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选拔人才”。

    这是安南县本年度公务员招录面试的最后一关。

    他报考的，是无数人挤破头的“县政府办公室综合岗”。

    九八年，下岗潮的风刮得人心惶惶，街头巷尾都在传“砸铁饭碗”的故事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年景里，公家的饭碗就是定海神针。

    而“县府办”这三个字，在百姓眼中，更是离权力最近的“衙门师爷”。

    一个箩卜一个坑，而且这坑，还是镶着金边。

    只要坐进去，这辈子就算稳了。

    不过有点遗撼的是，当时笔试成绩因为当时王超贤出现发烧的征状，他笔试的成绩只排到了第三。

    一个不上不下的名次，江湖人称“陪跑太子”。

    只要前两名不出岔子，这金饭碗就与他无缘。

    但是此时的王超贤却异常冷静，原因是王超贤的底气，不仅来自那本京城顶尖学府的毕业证，更来自导师江为民教授的言传身教。

    江教授曾是国家政策咨询专家，王超贤读研时，曾作为助理随导师深入调研国企改革。

    在导师的办公室里，他见过顶级智囊如何抽丝剥茧地拆解矛盾，也见过政策文档如何在深夜的争论中一字一句打磨出来。

    对他而言，这场县城面试的题目，不过是当年课题研讨会的“微缩版”。

    “十三号考生，请入场。”

    工作人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    王超贤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。

    会议室里，七位考官一字排开。

    正中那位主考官，五十岁上下，干部夹克，国字脸。

    他正低头翻阅着什么材料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    左右各三位考官，是从市里抽调的，面孔陌生——这意味着人情无用，全凭本事。

    王超贤走到考生席前，立正，鞠躬。

    “各位考官好，我是十三号考生。”

    主考官这才抬起头，目光在王超贤脸上扫了一圈。

    “坐。”

    王超贤落座，双手自然平放于膝。

    主考官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带着一种长期发号施令养成的威严。

    “考生你好，首先祝贺你进入面试环节。本次面试共有三道题，思考和答题时间总计十五分钟。题签就在你桌上，你可以看题，也可以听我读题。桌上有纸笔，可以列提纲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听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主考官微微颔首，拿起题签，念出了第一题。

    “第一题：当前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，我县部分国有企业面临。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必然的代价，有人认为这是思想教育没跟上。请结合实际，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话音落地，王超贤分析这是典型的综合分析题，也是九八年最烫手的社会热点。

    如果只谈“理解”显得空洞，只谈“困难”显得消极，只喊“加强教育”更是隔靴搔痒。

    王超贤拿起笔，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下三个词：阵痛、疏导、保障。

    仅仅五秒钟，王超贤抬起头。

    “思考完毕。”

    右三考官愣了一下，这么快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

    他侧过头，用只有身边同事能听见的声音低语：“又一个要背标准答案的。”

    左二的女考官没说话，但眼神里透出一丝不屑——她今天已经听了十二个考生的回答，千篇一律的“提高认识”“加强教育”“做好工作”，耳朵都起茧了。

    “各位考官，对于‘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’这一现象，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群众觉悟不高，更不能傲慢地视其为改革的‘必然代价’。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命题。”

    开篇定调，格局瞬间拉开。

    主考官手中的笔停住了，略带惊讶地抬起头。

    “第一，要辩证地看。‘吃肉’说明改革开放确实让物质财富增加了，这是成绩，要肯定；但‘骂娘’，反映的是利益分配格局调整期，群众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。老百姓不怕苦，怕的是不公，怕的是被遗忘。”

    “相对剥夺感”。

    这个社会学专业词汇一出，就象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。

    在这个县级面试场上，这种理论高度简直是降维打击。

    “第二，要通过现象看本质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