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何止略有耳闻！”王全站起身，背着手在厅里踱步，“革命党在武昌闹事，占了省城，现在全国都乱了！朝廷已经下令，各省都要严查革命党，凡有嫌疑者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    他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沈砚之：“砚之，你父亲沈老大人，当年是跟着左宗棠大人打过仗的，是朝廷的功臣。你沈家世受皇恩，可不能在关键时刻……站错了队啊。”

    这话里有话。

    沈砚之也站起身：“王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的意思是，”王全走到他面前，压低声音，“不管你跟那些南边来的人有没有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都断了来往。山海关是军事重地，绝不能乱。我已经接到密令，要严防死守，绝不能让革命党在这里闹起来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沈砚之的眼睛：“砚之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你父亲生前跟我也有交情。我不希望看到沈家……毁在你手里。”

    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是赤裸裸的警告了。

    沈砚之沉默片刻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大人提点。沈家世受皇恩，自当恪守本分，绝不敢有非分之想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好。”王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回去吧。这几天关城戒严，没事少出门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走出守备府，晨雾已经散了。

    太阳出来了，金色的阳光照在城墙上，把那些斑驳的砖石染成暖色。但沈砚之却觉得，这阳光里透着寒意。

    王全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。朝廷肯定已经盯上山海关了。

    他翻身上马，缓缓往回走。

    街道上比刚才热闹了些。卖菜的、赶集的、走亲戚的，人来人往。但沈砚之注意到，街角、巷口，多了些穿号衣的兵丁。他们三三两两地站着，眼睛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

    还有那些平时很少见的绿营兵，今天也出现在街上，挎着腰刀，神情紧张。

    看来，王全说的“戒严”，不是虚言。

    回到沈家大院，沈福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

    “少爷，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没说话，把缰绳递给他，快步走进正厅。

    厅里已经等着几个人。

    一个三十多岁、穿着长衫、戴着眼镜的读书人，姓陈，是从武昌来的革命党联络员。一个四十出头、身材魁梧、满脸络腮胡的汉子，叫赵大锤，是附近山里的猎户头领，手下有几十号弟兄。还有一个五十多岁、精瘦干练的老者，姓孙，是关城里的老镖师，人脉极广。

    看到沈砚之进来，三人都站起身。

    “情况不妙。”沈砚之解下大氅，沉声道，“王全已经起疑了，关城戒严，到处都有兵丁巡逻。我们的行动，必须提前。”

    “提前到什么时候？”陈先生推了推眼镜。

    “原定是十月二十五，现在看来，等不了了。”沈砚之走到地图前，指着山海关的布防图，“王全手下有五百绿营兵，加上关城守军，总共八百人。但这些人里，至少有一半是老弱病残，真正能打的，不超过三百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“而我们这边，能调动的人手有多少？”

    赵大锤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山里能拉出来的，有五十个弟兄，都是好猎手，枪法准。再加上这些年跟着我打猎的乡亲，凑个一百人不成问题。”

    孙镖师捻着胡须：“镖局这边，能出三十个好手。另外，我在关城里还有些旧部，当年一起走镖的弟兄，现在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手还在，也能凑个二三十人。”

    陈先生接话：“我从武昌带来的同志，有七个人，都在城外隐蔽。另外，我们已经在城里发展了二十多个可靠的同志，都是工人、学生、小商人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在心里盘算：一百加三十加三十加七加二十，总共一百八十七人。

    不到两百人，要对阵三百正规军。

    “还不够。”他摇头，“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人。”

    “关城里的新军呢？”陈先生问，“我听说，关城驻扎着一标新军，是从天津调来的。这些新军里，有不少人受过新式教育，对朝廷不满。能不能策反他们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眼睛一亮：“新军标统程振邦，我认识。这个人……有血性，有抱负。上个月我们喝酒时，他还说‘这大清朝，不革不行了’。或许，可以争取他。”

    “太冒险了。”孙镖师摇头，“程振邦是朝廷任命的标统，万一他不肯合作，反而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所以，要试探。”沈砚之坐下，倒了杯茶，“今天晚上，我去找他。”

    “少爷，这太危险了！”沈福在一旁急道。

    “危险也得去。”沈砚之喝了口茶，“没有新军支持，我们这点人手，根本攻不下山海关。就算勉强攻下了，也守不住。”

    他看着地图上山海关的轮廓，眼神坚定：“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，拿下它，就等于在北方插了一面革命的大旗。到时候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