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来的有三个人，领头的是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，穿着长衫，戴着眼镜，虽然满身尘土，但举止从容。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，一看就是学生。

    “在下李文轩，山海关中学堂教员。”中年人拱手，“这两位是我的学生，周明、陈志。听闻义军在此，特来投奔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打量着他：“李先生怎么找到这里的？”

    “一路打听。”李文轩说，“山海关破城后，清军屠杀了留在城里的百姓，我们躲在亲戚家的地窖里才逃过一劫。后来听说义军往南走了，就一路追来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沈少爷可能不记得我了，三年前，我在沈府教过半年书，教的是西学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仔细看了看，果然有些眼熟。三年前父亲确实请过一位西学先生，但只教了半年就走了，说是要去天津。

    “原来是李老师。”他客气了些，“您怎么又回山海关了？”

    “辛亥年，天下大变，我以为山海关会是北方革命的起点，就回来了。”李文轩叹了口气，“没想到...还是晚了一步。令尊的事，我听说了，请节哀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点头：“李老师来找我，不只是为了投奔吧？”

    李文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：“这是我在天津时，一位朋友托我转交的。他叫孙文。”

    这个名字让沈砚之和程振邦同时一震。

    孙文，孙逸仙，同盟会总理，南方革命军的灵魂人物。

    沈砚之接过信，拆开。信不长，只有一页，但字字千钧：

    “砚之吾弟：闻山海关光复，北地震动，兄心甚慰。今南方义军已克南京，正筹建政府。然北洋军势大，独木难支。望弟速挥师南下，与我会师金陵，共图大业。若事不谐，可转道山东，与齐鲁义军汇合。革命成功，在此一举。兄文手书。”

    信的最后，盖着同盟会的印章。

    沈砚之看完，把信递给程振邦。程振邦看完，沉默良久。

    “孙先生的意思是，让咱们去南京。”沈砚之说。

    “但南京太远。”程振邦摇头，“一路要穿过直隶、山东、江苏，全是清军控制区。咱们这五千人，走不到一半就得打光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孙先生也说了，可以去山东。”沈砚之指着地图，“山东有革命党活动，去年就闹过起义，虽然失败了，但基础还在。咱们去山东，与当地义军汇合，站稳脚跟，再图南下。”

    “山东...”程振邦沉吟，“倒是个选择。从石门镇往东，到渤海湾，找船去烟台或威海，那里是租界，清军不敢乱来。”

    两人达成共识。接下来要做的，是搞船。

    李文轩主动请缨：“我在天津认识几个船主，做的是走私生意，经常往来于渤海湾。如果价钱合适，他们应该愿意接这趟活。”

    “钱不是问题。”沈砚之说，“山海关抄出来的银子还有不少。但时间紧迫，必须三天内搞到船。”

    “我这就去办。”李文轩说，“但我需要几个人手，还要一笔定金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给了他一包银子，约莫五百两，又派了沈安带五个机灵的乡勇跟他一起去。李文轩连夜出发，往东边的海岸线去了。

    安排好这一切，已经是深夜。沈砚之走出衙门，站在台阶上。石门镇的夜空很清澈，星星密密麻麻，像撒了一把碎银。远处传来海浪声，隐隐约约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。

    这一路走来，每一步都在刀尖上跳舞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不害怕。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——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    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程振邦也出来了。

    “睡不着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在想以后的路。”沈砚之说，“到了山东，然后呢？去南京？还是留在山东发展？”

    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程振邦点了一袋烟，火光在夜色中明灭，“革命这种事，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。孙先生有孙先生的计划，咱们有咱们的实际情况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把队伍打光了。有人，才有本钱。”

    这话实在。沈砚之点头：“程兄说的是。对了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——你为什么要革命？你已经是新军标统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冒这个险？”

    程振邦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沈砚之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    “我老家在辽东。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光绪二十年，日本人打过来，清军一溃千里。我爹我娘，还有两个妹妹，都死在逃难的路上。那年我十四岁，趴在死人堆里装死，才捡回一条命。”他深吸一口烟，“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，这个朝廷靠不住。它保护不了百姓，只会割地赔款，苟且偷安。这样的朝廷，不配坐在龙椅上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沈砚之：“你呢？你们沈家是山海关大户，有田有产，为什么要反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：“因为我爹说，有些事，总得有人去做。如果人人都在等别人去做，那就永远没有人去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