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二十八日，午后。

    天色阴沉得厉害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下来，仿佛就悬在山海关巍峨的城楼飞檐上，随时可能倾覆。风倒是小了些，却更添了一种沉滞的、令人喘不过气的憋闷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海腥、尘土和某种不祥气息的味道。

    临榆县城的街面上，行人比往日少了许多。店铺大多半开半掩，掌柜和伙计们也无心招揽生意，要么凑在一起交头接耳，声音压得极低，眼神惊疑不定地扫视着街面；要么干脆呆坐在柜台后，望着门外灰暗的天空出神。偶有行人匆匆走过，也是埋着头，脚步急促，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。

    一种无形的、巨大的压力，笼罩在整个关城上空。那是谣言、恐慌、以及某种山雨欲来前的死寂，混合发酵出的诡异气氛。

    武昌造了反！

    南方好几个省都独立了！

    朝廷要派大军南下平叛！

    关外的“胡子”（土匪）也蠢蠢欲动！

    有人说看到夜里城头上多了好多兵影子！

    还有人说，守备府里最近出入的生面孔多了，带着刀枪……

    真真假假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又像生了瘟病，在茶馆、酒肆、街头巷尾隐秘而飞快地流传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，挠着每个人的心肝。普通百姓惶惑不安，既盼着那“改朝换代”能带来点好日子，又恐惧兵祸一起，玉石俱焚。稍有家底的富户商贾，则开始悄悄转移细软，联系车马，琢磨着一旦有事，是往关内跑还是往关外躲。至于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旗人老爷和依附他们的官吏差役，表面上还强撑着架子，呵斥着“坏人在造谣”，私下里却早已心惊肉跳，加强了自家的护卫，眼珠子乱转，盘算着后路。

    山海关，这座连通关内外的咽喉要道，此刻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充满不安情绪的闷罐子。而掌握着罐子盖子的朝廷和守军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与权威，只剩下一种外强中干的焦躁和猜忌。

    沈家老宅，后院的柴房里。

    这里堆满了劈好的木柴和过冬用的煤块，空气中漂浮着细微的粉尘和木头特有的干燥气息。最里面的角落，被几捆特别粗大的木柴巧妙地遮挡着，后面是一个仅容一人弯腰进入的地窖入口。此刻，地窖里点着一盏小油灯，昏黄的光线下，沈砚之、程振邦、赵铁头、王老栓，以及另外两个新面孔——一个肤色黝黑、目光精悍的年轻人，叫刘黑子，是程振邦从保定带来的同学之一；另一个则是王老栓联络上的、守城绿营的一个哨官，姓孙，三十多岁年纪，面皮焦黄，眼神里透着疲惫和一股豁出去的狠劲。

    “……情况就是这样。”孙哨官的声音沙哑，带着长期熬夜和紧张导致的干涩，“多隆阿副将的寿宴，定在明天晚上，守备府。帖子发得广，从知县、守备、到各营管带、哨官，但凡有点品级的，基本都请了。连关道衙门（山海关监督衙门）那边也会派人来。酒席从西时初（下午五点）就开始摆，据说请了天津卫的名厨，预备一直闹到子时以后。”

    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，继续道：“明天白天，城防会照常，但人心早就散了。兄弟们私底下都在传南边的事，欠饷都快半年了，上头只知道催逼弹压，谁还真心实意给他卖命？尤其是我们绿营和巡防营的兄弟，汉人居多，早憋了一肚子火。只要有人带头，打开了局面，响应的人不会少。”

    “旗营呢？”沈砚之问。山海关驻军以八旗兵为主体，虽然这些年腐化得厉害，但毕竟是清廷“自己人”，装备和待遇也最好，是最大的变数。

    孙哨官脸上露出一丝讥诮：“旗营？那帮大爷，比我们还会躲清闲。多隆阿过寿，他们营里的佐领、骁骑校肯定要去巴结讨好。剩下的旗兵，没了管束，多半聚在营房里赌钱喝酒，或者溜回家搂老婆孩子。真到了要动刀枪拼命的时候，跑得比谁都快。不过……”他迟疑了一下，“旗营的火器配备最好，营房位置也关键，就在东门里不远。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或者控制住，是个麻烦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点头，看向程振邦：“振邦，你们那边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程振邦精神一振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人都到齐了，算上我，一共六个，都是敢打敢拼、懂军事的。另外，通过刘黑子一个表哥的关系，说动了巡防营马队的一个棚长（班长），手下有十来个骑兵，都是血性汉子，对朝廷早就不满，答应到时候看情况响应，至少保持中立。武器方面，我们几个随身带的短枪有六把，子弹不多。另外，孙哨官这边……”他看向孙哨官。

    孙哨官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小小的、油乎乎的纸，摊开，上面用炭笔画着简单的示意图：“这是军械库和旁边银库的平面图。我手下有两个弟兄，明晚负责银库外围的巡逻。子时前一刻，他们会‘正好’巡逻到军械库东侧墙根下，那里有个排水沟的缺口，年久失修，能勉强钻进去一个人。进去的人，需要解决掉里面值夜的两个守卫——都是老油子，贪杯，到时候应该已经迷糊了。拿到钥匙，就能打开库门。里面新旧步枪大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