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历过生死、心中装着大事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

    “都督，常明的大军已经出营了，最多三天就能到关下。”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叫赵大勇，原本是沈家商队的护卫头领，现在是乡勇队的副统领，“咱们虽然有关城可守，但弹药粮草都不足，特别是炮弹，只有二十发，打几轮就没了。”

    “关外的程管带什么时候能到？”沈砚之问。

    “刚接到飞鸽传书，程管带说他正绕过清军防区，最快也要后天晚上才能到。”回答的是个年轻人，叫陈默，沈砚之在日本时的同学，现在是他的参谋。

    “也就是说，我们至少要独自守两天。”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，“常明手下有八千人，其中三千是骑兵。我们算上刚投诚的绿营兵，一共四千人，真正能打的只有两千。”

    厅中气氛凝重。敌我兵力悬殊，这仗不好打。

    “要不...咱们撤吧？”一个乡绅打扮的老者犹豫着开口，“趁着清军还没到，往南撤，去投南方的革命军。”

    “撤不了。”沈砚之摇头，“常明的骑兵已经在南下的路上设了哨卡，我们带着这么多家眷和辎重，根本冲不过去。而且...”他顿了顿，“山海关是我们北方的第一面旗帜，如果刚举起来就倒了，北方的义士谁还敢响应？”

    他看向众人：“这一仗，必须打。不仅要打，还要打赢。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，大清的江山，已经守不住了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怎么打？”赵大勇挠头，“兵力差这么多...”

    “关城坚固，易守难攻。”沈砚之的竹竿点在山海关地图上，“常明急于求成，一定会强攻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利用这一点，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。”

    他详细布置起来：“第一，加固城墙，特别是东门和北门。把所有的机关枪都架在城楼上，组成交叉火力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，在城外三里处的老君庙设伏。那里地势狭窄，骑兵施展不开。赵大勇，你带五百人埋伏在那里，等清军攻城受挫撤退时，从侧翼杀出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，组织百姓，连夜在城外挖陷马坑、布置绊马索。不用多，只要能拖慢骑兵的速度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第四...”他看向陈默，“你带几个人，趁夜出城，去接应程管带。告诉他，不要直接来关城，绕到清军背后，等我们这边打起来后，从后面夹击。”

    众人领命而去，厅中只剩下沈砚之和陈默。

    “砚之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。”陈默忽然开口，“你真的相信，我们这几千人，能改变这个国家吗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。腊月的山海关，寒风如刀，但关城里的百姓却异常热情——他们在街头支起大锅，煮着热粥，分给守城的乡勇；妇女们聚在一起，缝制棉衣棉鞋；孩子们拿着木棍，学着大人操练...

    “你看他们。”沈砚之轻声说，“我父亲当年被捕时，山海关的百姓没人敢说话。不是他们不想，是不敢。可现在，他们敢了。”

    他转身看向陈默：“改变一个国家的，从来不是几千个拿枪的人，而是几千万个不再恐惧的人。我们做的事，就是告诉这些人：你们不用怕了，大清要完了，新的时代要来了。”

    陈默沉默片刻，笑了：“你还是这么会煽动人。当年在日本，你就是用这番话，把我拉上这条‘贼船’的。”

    “后悔了？”

    “后悔？”陈默摇头，“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跟你上了这条船。”

    两人相视一笑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仿佛要把所有的污浊都掩盖。

    但有些东西，是掩盖不住的。

    比如人心里的火种，比如胸中的热血，比如那面刚刚升起的、绣着“关东革命军”五个大字的白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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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腊月初九，清晨。

    常明的大军如期而至。八千清军在关外三里处扎营，营帐连绵，旌旗招展。常明亲自带着亲兵营，到关下观察地形。

    山海关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城墙高耸，女墙后隐约可见人影晃动。城门紧闭，城楼上那面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，刺眼得很。

    “大人，直接攻城吗？”络腮胡副将问。

    常明举起望远镜，仔细观察城防。他注意到，城楼上的守军不多，而且看起来有些慌乱，不停地来回跑动。

    “他们在虚张声势。”常明冷笑，“传令，前锋营准备，一个时辰后攻城。”

    “喳！”

    一个时辰后，清军前锋营两千人列队完毕。伴随着震天的战鼓声，清军开始推进。最前面是五百盾牌手，后面跟着一千弓箭手，最后是五百扛着云梯的敢死队。

    城墙上一片寂静。

    直到清军进入两百步距离，城楼上才响起一声枪响。

    然后，枪声如爆豆般响起。

    不是零星的射击，而是密集的齐射。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