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统三年，冬，山海关。

    子夜刚过，关城内外一片死寂。白日里的喊杀声、兵刃相撞声、还有那震耳欲聋的火炮轰鸣，此刻都化作了寒风在箭楼间呼啸的呜咽。城头悬挂的义军旗被风扯得笔直，旗面残破，隐约能看见一个墨写的“沈”字，在惨淡的月光下如同鬼影。

    沈砚之登上镇东楼。

    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袍，外头罩了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旧皮甲，腰间挎着父亲留下的雁翎刀。刀鞘已经磨损得露出木胎，但刀柄上的缠绳还结实，握在手里，还能感觉到父亲掌心的温度。

    三天了。距离他们攻下山海关，已经过去整整三天。

    这三天里，他几乎没有合眼。清剿城内残余的清兵，安抚惶惶不安的百姓，整饬那三千多临时拼凑起来的乡勇，还要提防关外随时可能扑来的朝廷大军。每一件事都像一块巨石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
    但他不能倒下。父亲倒下了，大哥倒下了，沈家满门二十七口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。这面旗，这副担子，他必须扛起来。

    “砚之。”

    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程振邦。这位新军出身的年轻军官比他大五岁，脸上有一道新添的刀疤，从左眉梢划到颧骨，皮肉外翻，虽然已经用粗线缝上，但看起来依然狰狞。那是攻城时，一个清军佐领临死反扑留下的。

    “程大哥还没歇着？”沈砚之转过身。

    “睡不着。”程振邦走到他身边，两人并肩望向关外。月光下，连绵的燕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，山脚下，隐约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——那是清军的营寨，像一群窥伺的狼。

    “探马回报，绥中、兴城、锦州三地的驻防八旗正在集结，最迟后天就能到关下。”程振邦的声音很沉，“兵力大概在八千人左右，其中有五百马队，还带了四门克虏伯炮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的手指在冰冷的垛口上轻轻敲击。八千对三千，还有火炮。这仗不好打。

    “关内的粮草还能支撑多久？”

    “省着点用，够半个月。”程振邦顿了顿，“但火药不多了，攻城时用得狠，剩下的只够打两场硬仗。箭矢倒是充足，可对付火炮...”

    后面的话他没说，但意思明白。血肉之躯，挡不住炮弹。

    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风更紧了，卷起城头的积雪，打在脸上像针扎。沈砚之忽然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带他登关的情景。那时他才十岁，父亲指着关外苍茫的大地说：“砚之，你看，这山海关，南边是中原，北边是塞外。自古以来，守住了这道关，就守住了华夏的门户。可如今...”

    父亲没说完，只是长长叹了口气。那时他不懂，现在懂了。这道关，守的不再是外敌，而是内贼。守关的人，也不再是朝廷的官兵，而是他们这些“逆贼”。

    “程大哥，”沈砚之忽然开口，“你说，咱们能守住吗？”

    程振邦看了他一眼，这个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，眼里有血丝，下巴上冒出青黑的胡茬，但眼神依然清亮，像淬过火的刀。

    “守不住也得守。”程振邦说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武昌首义，南方十三省相继光复，天下人心向背已经分明。咱们在北方打响这第一枪，就是要告诉朝廷，告诉天下人：这大清朝的气数，尽了。山海关可以丢，但这口气不能泄。咱们守一天，南方的同志就多一天准备；咱们守十天，北方的义士就多一分胆气。就算最后城破人亡，这面旗竖起来了，就再也倒不下去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重重吐出一口白气。是啊，旗竖起来了，就再也倒不下去。父亲当年就是因为竖了这面旗，被砍了头。大哥也是。沈家满门，都是。

    “那就守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城砖上，“守到最后一兵一卒，守到流干最后一滴血。”

    程振邦拍了拍他的肩，没再说话。有些话，不用多说，男人之间，一个眼神就懂了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城下传来一阵骚动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快步走下城楼。镇东门内，几十个乡勇围成一圈，中间按着个人，正在拳打脚踢。

    “怎么回事？”沈砚之喝问。

    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抬起头，是乡勇队的把总赵大勇。他啐了口带血的唾沫，指着地上那人：“沈爷，抓了个细作！这厮鬼鬼祟祟在粮仓外转悠，被弟兄们拿住了，从他身上搜出这个！”

    赵大勇递过来一块腰牌。沈砚之接过，就着火光一看，心头一凛。牌是铜的，正面刻着“御前三等侍卫”，背面是满文。这是大内侍卫的腰牌，怎么会出现在山海关？

    地上那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依然梗着脖子，眼睛死死瞪着沈砚之，满是怨毒。

    “带过来。”沈砚之说。

    两个乡勇把那人拖过来，按跪在地上。沈砚之蹲下身，仔细打量。这人三十出头，面皮白净，手指细长，不像练武之人，倒像个书生。但眼神狠厉，像条毒蛇。

    “叫什么名字？”沈砚之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