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
    山海关外三十里，有个叫黄土坎的村子。村子不大，百十户人家，背靠着一道不长草木的土梁子，面朝着官道。官道上往来的车马多，村里人便靠着开大车店、卖吃食过活，也算热闹。

    可今儿个不一样。

    今儿个是过小年，天又冷得邪乎，官道上早没了人影。各家各户都关紧了门，窗户纸透出昏黄的油灯光，偶尔能听见里头传出的划拳声、笑骂声，还有煮饺子的香气从门缝里钻出来，勾得野狗在巷子里转悠。

    村东头有个破院子，原是村里绝了户的老张家留下的，三间土坯房塌了两间，剩下那间也漏风。院墙坍了半截，拿秫秸挡着，风一吹，秫秸哗啦啦响。

    院子里头却有光。

    不是油灯的光，是灶膛里柴火烧出来的光，一明一灭，从破窗户纸的窟窿眼里透出来，落在外头的雪地上，红彤彤的，像是洒了一地的血。

    屋里头围着灶火蹲着五个人。

    都穿着破棉袄，打着补丁，看不出原先是什么颜色。棉袄外头罩着白布，是拿面口袋改的，缝得歪歪扭扭，但能凑合用。五个人挤在一块儿，灶膛里的火烤着前胸，后背却还是凉的，有那手脚麻利点儿的，不住地往灶里添柴，生怕火灭了。

    靠墙坐着的那个，年纪最大，三十出头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从左边眉骨一直拉到嘴角，把一张脸劈成两半。疤脸汉子不说话，手里攥着一把短刀，拿块破布来回擦，擦得刀身锃亮，映着火光，像是活物。

    他对面蹲着的年轻人，约莫二十三四，生得浓眉大眼，脸膛被风吹得皴了，却掩不住那股子精神劲儿。他手里也攥着家伙——一把二十响的驳壳枪，枪身上的蓝都磨掉了，露出底下的白，可机件保养得好，一点锈迹没有。

    年轻人叫沈砚之。

    三个月前，他还是山海关城里沈记粮铺的小掌柜，跟着爹娘过安生日子。他爹沈广源，在山海关城里开了二十年粮铺，人缘好，说话占地方，街坊邻居都尊称一声“沈大爷”。

    三个月前，他爹死了。

    死在清兵手里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有人往粮铺后门塞了张纸条，上头写着几个字：城北乱葬岗，子时，有要事相商。他爹看了纸条，脸色变了，什么话没说，揣上纸条就出了门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在乱葬岗子找着他爹的尸首。

    身上的棉袄被人扒了，脸上被人划了十七八刀，划得面目全非。要不是认出了他腰带上拴着的那块祖传玉佩，沈砚之都不敢相信那是他爹。

    沈砚之报了官。

    山海关守备衙门的人来了，看了看，说是遭了劫匪，让家里先把人埋了，案子慢慢查。沈砚之跪在他爹尸首跟前，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什么话没说，回家收拾了个包袱，连夜出了山海关。

    他去找了一个人。

    那人叫程振邦，是关外胡子绺子的大当家，手底下有三百来号人，在关外地面上闯荡了十几年，官府拿他没办法。他爹沈广源，年轻时候跟程振邦拜过把子，救过他的命。这事儿沈砚之从小就知道，但他爹不让他往外说，他也从没见过这位“程叔”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他在关外雪地里走了一宿，天亮时候，摸到了程振邦的绺子。

    程振邦见着他，愣了愣，问：你是沈大哥的儿子？

    沈砚之说：是。

    程振邦问：你爹呢？

    沈砚之说：死了。

    程振邦问：谁干的？

    沈砚之说：衙门的人。

    程振邦沉默半晌，把手里的烟袋锅子往桌上一磕，站起来，说了句：走，给大哥报仇。

    那一夜，程振邦带着三十几个弟兄，摸进了山海关城。他们没惊动守城的兵，翻墙进去，摸到守备衙门后街的一个院子里，把里头的人堵在被窝里。

    那人姓德，是山海关守备衙门的一个文案师爷，汉军旗人，平日里文文绉绉的，见谁都笑脸相迎。可就是他，替他爹“牵的线”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沈砚之亲手结果了他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沈砚之就没回去过。

    他留在程振邦的绺子里，跟着胡子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睡，一块儿在雪地里钻林子、劫道儿。程振邦教他使枪，教他骑马，教他看地形、认风向，教他在雪地里不留脚印。三个月下来，他脸上的肉掉了一层，骨头硬了一圈，眼神也变了——从前的温和不见了，换了一股子说不出的狠劲儿。

    可沈砚之知道，他要的不光是报仇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他爹出门之前，跟他说过一句话。那时候他正在柜上打算盘，他爹从里屋出来，穿戴齐整，脸色沉得吓人。他问：爹，这么晚还出去？他爹看了他一眼，说：砚之，这世道要变了。

    就这一句话，再没别的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他爹说的“世道要变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知道他爹是为什么死的。他爹死之前，往粮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