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后算账，义盟被迫解散，沈巍也因“擅起兵衅、结交匪类”的罪名被官府构陷，郁郁而终。这枚盟主令，也就成了沈家不能见光，却凝聚着无数关东汉子热血与记忆的遗物。

    “先父临终前，将此令交与我。”沈砚之的声音在炭火的噼啪声中显得格外沉稳，“他说，这牌子，不是权力，是责任。是关东父老在国难当头时，托付给我沈家的信任。他还说……这大清的气数，早就尽了。巍巍华夏，不该永远跪着。若有一天，有人能站出来，擎起这反清复汉的大旗，我沈家子弟，当持此令，召集旧部，附其骥尾，虽万死而不辞。”

    他停顿了一下，指尖抚过令牌上那个深深的“义”字：“如今，这面旗，已经在武昌城头升起来了。我沈砚之，不敢忘先父遗志，更不敢负关东父老昔日所托。这山海关，是天下第一关，也是插在神州北门的一把锁。南方革命党人浴血奋战，我们北方儿郎，岂能作壁上观？这把锁，该由我们亲手砸开！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字字铿锵，砸在每个人心头。

    王大力和刘老三的眼睛又亮了起来，赵铁柱紧锁的眉头也稍稍舒展，胸膛起伏着。徐文谦看着那枚令牌，又看看沈砚之年轻却坚毅的面容，终于也缓缓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。

    “但是，”沈砚之话锋一转，目光变得锐利如刀，“文谦兄说得对，起兵造人反，不是儿戏。山海关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城内现有守军约两千，分属步、马、炮各营，虽非北洋精锐，却也装备齐全。守将何宗奎，是正黄旗出身，对朝廷还算忠心，且为人谨慎多疑。硬拼，我们这临时聚集的乡勇，绝无胜算。”

    “那少东家的意思是？”赵铁柱问。

    “智取，里应外合。”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（一幅手绘的简陋山海关城防图）划过，“何宗奎其人，贪财好货，尤其喜爱古玩玉器。他手下几个管带、哨官，也并非铁板一块。有贪生怕死只想捞钱的，也有对朝廷不满、暗中同情革命的。铁柱大哥，你在旧军中有些人脉，可能设法接触？”

    赵铁柱思索片刻，点头：“有几个过去一块喝过酒、骂过娘的弟兄，如今还在营里当差，职位不高，但消息灵通。其中一个叫孙得胜的，是南门守军的哨官，他弟弟当年死在老毛子（俄军）手里，对朝廷一味割地赔款早就心怀怨愤，可以试试。”

    “好。”沈砚之目光灼灼，“联络孙得胜，晓以大义，许以重利。若能说动他在起事时暗中打开南门，便是首功一件。文谦兄，你心思缜密，与城内士绅商贾多有往来，筹粮筹款、打探消息之事，拜托你了。务必小心，切莫走漏风声。”

    徐文谦郑重应下：“少东家放心，我省得轻重。”

    “大力，老三，”沈砚之看向两位豪勇汉子，“你们负责暗中联络可靠的弟兄，以保境安民、防范马匪为名，将人悄悄集结起来，熟悉器械，但切不可聚众，以免引起官府警觉。兵器……我会设法。”

    “少东家，兵器从何而来？”刘老三问道。起义最大的难题就是武器，乡勇们平日里顶多有些刀棍，与官军的洋枪火炮无法相比。

    沈砚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，沉默了片刻，才低声道：“先父……当年解散义盟时，曾将一批来不及上缴，也不愿便宜官府的刀枪、乃至少量火铳，秘密埋藏了起来。地点，只有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众人闻言，又是一震。没想到沈老镖头深谋远虑至此，竟然早就在为不可知的未来埋下火种。

    “此外，”沈砚之补充道，“我得到消息，三日后，有一批从天津运来的军饷和补给要经过山海关，送往关外驻军。押运兵力不多，或许……是个机会。”

    “劫官饷？！”王大力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

    “不是劫，是‘借用’。”沈砚之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，“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。这批饷银和物资，若能得手，一来可充作起义经费，二来可打击守军士气，三来……或许能逼何宗奎分兵出城追查，减轻我们起事时的压力。”

    计划一环扣一环，听得众人心潮澎湃，又感到沉重的压力。这每一步，都是在悬崖边上行走。

    “少东家，”赵铁柱沉声问，“咱们何时动手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的目光再次落在那份简短的电文上，又缓缓移向窗外阴沉的天色。寒风卷着零星的雪沫，扑打在窗棂上。

    “年关将近，人心浮动，守军也会松懈。而且……”他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，“我收到程振邦兄的密信，他已说动所部新军，不日即将南下，响应革命。若我们能在他抵达之前，拿下山海关，扼住这咽喉要道，便能与程兄南北呼应，震动京畿！”

    程振邦，北洋新军第六镇的一位标统（团长），驻防滦州，是沈砚之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同窗挚友，思想进步，早已秘密加入同盟会。他的动向，是沈砚之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    “具体日期，”沈砚之收回目光，看向在座诸位，“需看孙得胜那边联络的结果，以及劫夺官饷是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