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，正中一张长条桌，四周摆着十几把高背椅。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江防地图，墨迹还新，标注着各地驻军的番号和位置。窗户正对着瞻园的飞檐，几株老槐树的枯枝在窗外摇曳。

    黄兴在主位坐下，示意众人落座。沈砚之选了个靠窗的位置，便于观察整个房间。他看见对面坐着几个穿北洋军装的人，为首的是个四十来岁、面皮白净的军官，袖口绣着金线，神情矜持而疏离。旁边是个穿西装、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，手里捧着一叠文件，正低声与邻座交谈。

    “人都到齐了，”黄兴清了清嗓子，声音不高，却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，“今天请各位来，只为一件大事——军饷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静了一瞬，接着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有人挪动椅子，有人轻咳，有人交换眼神。

    黄兴继续说下去，语速不快，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敲进空气里：“南京城里，现在驻扎着二十几师民军，加上各部的辎重、工程、炮队，人吃马喂，每天的开销是个惊人的数目。各省协饷迟迟不到，库房里已经快能跑马了。再不想办法，不用北洋打过来，我们自己就散了。”

    话音落下，房间里陷入短暂的沉默。

    那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站起来，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从容：“黄总长所言极是。兄弟受袁大总统委托，南下协助和谈，对民军的困难也有所了解。袁大总统的意思，只要南方各省裁减军队、统一编制，北洋政府可以承担一部分军费，帮助民军渡过难关。”

    此言一出，靠墙坐着的几个民军军官顿时变了脸色。一个湖南口音的络腮胡子猛地拍了下桌子：“放屁！裁军？老子从武昌打到南京，死了多少弟兄，现在要裁老子的军？北洋安的什么心，当老子不知道？”

    “楚团长，稍安勿躁。”黄兴抬起手，制止了那人的发作。他看向北洋代表，目光平静：“段参议，裁军一事，牵涉甚广，不是一两句话能定下来的。眼下最急的，是这半个月的粮饷。留守府能挪用的现银，最多撑五天。五天之后，各军吃什么？”

    被称为段参议的中年人微微一笑，坐回椅子上，不再说话。

    房间里又陷入僵局。

    这时，坐在黄兴左手边的一个老者开口了。那人约莫六十来岁，穿着古铜色的团花马褂，须发皆白，面容清癯，说话不紧不慢：“老朽在江宁经营钱庄三十年，与官银钱局也打过多年交道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与其求人，不如求己。南京城里，殷实商家不少，若能以留守府名义发行债券，向商界募集款项，或许能解燃眉之急。”

    “张翁此言有理，”另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接过话头，“南京商会这边，我可以去联络。只是，”他顿了顿，面露难色，“商人们最怕打仗。北边和谈若成，什么都好说；若和谈破裂，战火再起，这债券，只怕没人敢买。”

    话题又绕回了和谈。

    沈砚之一直沉默着，目光在房间里缓缓移动。他看见黄兴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疲惫，看见北洋代表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看见民军军官们压抑的愤懑与焦虑，看见几个文职人员埋头记录、头也不敢抬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明白程振邦那句话的分量——枪杆子不能丢，别的都是虚的。

    “沈师长，”黄兴忽然看向他，“你从山海关一路打过来，见的阵仗多，有什么想法？”

    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他。

    沈砚之站起身，朝黄兴点了点头，又朝在座众人抱了抱拳，这才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有力：“我是个粗人，不懂财政，也不会做生意。我只知道，我的兵从关外打到南京，身上穿的还是出关时的单衣，脚上的鞋早磨破了，拿的饷钱只够买一包烟。可他们没有怨言，因为我告诉他们，这仗打完了，咱们就能过上太平日子，就能让子孙不再受欺负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北洋代表的脸：“裁军也好，和谈也罢，我沈砚之服从命令。但有一条，我的兵，不能饿着肚子等。他们要是散了，不是因为我沈砚之对不起他们，是因为有人觉得他们不该活着。”

    说完，他坐回椅子上。

    房间里安静了片刻，接着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。那个络腮胡子的楚团长用力拍着桌子：“说得好！老子的兵也不能饿着！”

    黄兴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像是欣慰，又像是无奈。他摆了摆手，示意众人安静：“沈师长的话，大家都听见了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难处，是在座所有人的难处。今天请诸位来，就是要一起想办法，把这个难处解决了。”

    会议继续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讨论，沈砚之听得断断续续。债券的利率、担保、偿还期限，商界的疑虑、北洋的态度、各省的推诿，像一团乱麻，越扯越乱。他看见窗外阳光渐渐明亮，又渐渐西斜，老槐树的影子从东墙挪到西墙，最后消失在暮色里。

    直到掌灯时分，才勉强达成一个协议：以南京留守府名义，发行“军需公债”一百万元，由江宁官银钱局承销，南京商会担保，利息八厘，期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