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点头：“天津是北洋的老巢，也是北方最大的商埠。那里水陆交汇，消息灵通，租界林立，进退自如。若要布局北方，天津是最好的落脚点。”

    他转向周明远：“明远，你路上辛苦，本该让你休息。但我这边人手紧缺，有一个要紧的任务，非你不可。”

    周明远站起身，挺直腰板：“总指挥只管吩咐。”

    “你化名周济民，以商人身份，潜入天津。”沈砚之走到墙边，指着地图上的天津，“第一，设法在租界里租一处房子，要安全、隐蔽，最好离码头不远。第二，联络咱们在直隶的旧部，告诉他们，我沈砚之没死，也没认输，让他们安心等待，保存实力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第三，也是最要紧的——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目光凝重：“打听清楚，北洋内部，谁对袁世凯不满，谁跟段祺瑞、冯国璋有矛盾，谁跟日本人有勾结，谁手里握着咱们不知道的秘密。这些消息，比枪炮还重要。”

    周明远认真听着，一字一句记在心里。末了，他问道：“经费呢？干这些事，要花钱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沉默了一下。流亡以来，他们全靠孙中山接济和南洋华侨捐款度日，手头并不宽裕。但这件事，必须做。

    他从手腕上褪下一只玉镯，递给周明远：“这是我母亲留下的，你拿去当了。先对付一阵子，后续的钱，我会想办法。”

    周明远接过玉镯，只觉得沉甸甸的，不仅是玉的分量，更是那份信任和托付。他郑重地收好，抱拳道：“总指挥放心，周明远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把事情办好。”

    三天后，周明远化名登上一艘开往神户的轮船，从那里转乘前往天津的货船。临别时，沈砚之握着他的手，久久不放：“明远，记住，活着最重要。就算什么都办不成，也要活着回来。”

    周明远笑了：“总指挥，当年在山海关，你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你说，咱们干革命的人，命是自己的，也是国家的。为了国家，可以豁出命；但要是死得不值，那就是对国家不负责。你放心，我这条命，还得留着，看袁世凯怎么倒台呢。”

    船开了，沈砚之站在码头上，望着那艘船渐渐消失在海天之际。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也吹乱了他的思绪。

    送走周明远之后，沈砚之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。他白天与革命党人开会、讨论、争执，晚上则伏在灯下，给分散在各处的旧部写信。那些信，有的由可靠的人带回国，有的通过秘密渠道寄送，有的干脆藏在货物里，托商船捎带。信的内容，都经过精心斟酌：既表明自己仍在坚持，又提醒他们务必谨慎；既传递革命的信念，又不透露具体的行动计划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他也在学习。学习日本的语言、风俗，学习现代军事理论，学习世界大势。他在神田的书店里，买到了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日译本，也买到了介绍欧美议会政治的书籍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，试图从这些陌生的知识中，找到中国革命失败的症结，以及未来胜利的路径。

    四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陈英士忽然来访。他的神色比往常更加凝重，进门之后，先喝了一盏茶，才缓缓开口：

    “砚之，有一件事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放下手中的书，认真倾听。

    “袁世凯正在跟日本交涉。”陈英士压低声音，“日本人对山东垂涎已久，借口对德宣战，派兵在龙口登陆，占了胶济铁路。袁世凯不敢得罪日本人，打算妥协。我得到消息，他可能要跟日本签一个密约，内容是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益，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的瞳孔猛然收缩。他虽预料到袁世凯会为了称帝不惜卖国，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，仍觉怒火中烧。

    “消息可靠吗？”

    “来自日本政界内部，有七成把握。”陈英士道，“中山先生非常震怒，打算发动舆论，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。但我们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，国内报纸又大多被北洋控制，这仗不好打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沉思片刻，忽然道：“英士兄，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，对我们未必是坏事。”

    陈英士一怔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    “袁世凯卖国，得益的是日本人，受害的是中国。老百姓不懂约法、国会，但他们懂自己的土地被外国人占了，懂自己的孩子被日本人欺负了。”沈砚之缓缓道，“袁世凯签这个约，就等于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将来我们起兵，口号不用喊‘护法’，也不用喊‘讨袁’，只喊四个字就够了——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一字一顿：“打！倒！卖！国！贼！”

    陈英士眼睛一亮，随即又黯淡下去：“可是，等条约签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再打还有什么用？”

    “有用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“条约签了，可以废。只要袁世凯倒了，新政府可以不承认。关键是，要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，袁世凯为了当皇帝，宁可把山东送给日本人。到那时，不用我们号召，全国都会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