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反对他。”

    陈英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两件事。”沈砚之转过身，“第一，想办法弄到这份密约的原文。如果能公之于众，袁世凯的嘴脸就藏不住了。第二，联络国内的反袁力量，告诉他们，时机正在成熟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不要被袁世凯的假象迷惑。”

    陈英士站起身，郑重道：“好，我去办第一件。日本政界里，有几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，也许能帮上忙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也站起身：“我去办第二件。周明远在天津，应该已经站稳脚跟了，我派人给他送信，让他开始联络北方的各路人马。”

    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昂。那是猎人嗅到猎物气息时的亢奋，是战士听到冲锋号响时的热血。

    送走陈英士，夜色已深。沈砚之没有睡意，他点亮油灯，摊开纸笔，开始给周明远写信。信写得很长，除了交代任务，还详细询问了天津的物价、租界的规矩、码头的情况。他不是一个只会冲锋陷阵的莽夫，他知道，要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关乎生死。

    信写完，已是凌晨两点。他推开窗，让夜风吹进屋内。东京的夜晚很安静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。但沈砚之知道，在千里之外的天津、上海、武汉，在那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无数和他一样的人，也正在不眠的夜里，等待着那个惊雷炸响的时刻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望着满天星斗。北斗七星，正指向北方，指向那片他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战斗于斯的土地。

    “等着我。”他低声说，声音淹没在夜风里，却如誓言般坚定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日子，沈砚之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而隐秘。白天，他依然参与革命党的各项事务，与各方人物周旋；夜晚，他则化名“沈谦”，与几位从南洋来的年轻人秘密会面，教他们军事常识、情报技巧、秘密联络的方法。这些年轻人，将成为他未来布局北方的骨干。

    五月初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东京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，沈砚之正在寓所里整理资料，门外传来叩门声。他打开门，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。来人三十出头，身穿灰色长衫，戴着金丝眼镜，举止儒雅。

    “沈先生，冒昧来访，请恕唐突。”来人抱拳行礼，“在下张一鸣，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。三年前，在山海关，曾采访过先生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想起来了。那是山海关起义后不久，这位年轻的记者风尘仆仆赶来采访，写下一篇《关城壮歌》，让天下人知道了山海关起义的壮烈。后来部队南下，便再未相见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请进。”沈砚之将他让进屋内，沏上茶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    张一鸣微微一笑：“先生的行踪，在有心人眼里，并非秘密。何况，天津租界里，有不少先生的老部下，他们虽然隐姓埋名，但都在等着先生的召唤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心头一震。他知道张一鸣说的是实情，但这话从一位记者口中说出，还是让他警惕起来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此来，有何见教？”

    张一鸣收起笑容，正色道：“沈先生，我这次来，是受几位朋友所托，有一件要紧事，想与先生商议。”

    他从贴身衣袋里，取出一个油纸包，双手递给沈砚之。

    沈砚之接过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照片。他一张张看过去，瞳孔渐渐放大。

    照片上，是一份文件的若干页面。文件抬头写着：《中日交涉秘密条款草案》。下面的条款，一条比一条触目惊心：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；将旅顺、大连租借期限延长至九十九年；聘用日本人为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；中日合办警察；日本享有在福建的投资优先权……

    沈砚之的手，微微颤抖。这不是愤怒，而是震撼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如炬：

    “这是……二十一条？”

    张一鸣点点头：“日本政府内部称为‘对华二十一条要求’。这是草案副本，我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。袁世凯已经派外交总长陆徵祥，与日本公使日置益开始秘密谈判。一旦谈成，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将照片仔细看了一遍，然后小心地收好。

    “张先生，你把这些给我，是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
    张一鸣站起身，深深一揖：“沈先生，我虽是记者，更是中国人。这些条款，一旦签了，就是千古罪人。我们几个朋友商量过，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件事。但在国内，报纸不敢登，议会已解散，谁站出来反对，谁就是‘乱党’。我们想来想去，只有找到你们——真正敢跟袁世凯斗的人。”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目光恳切：“先生若能把这些条款公之于世，让天下人知道袁世凯的卖国嘴脸，或许还能挽回一二。哪怕挽回不了，也要让后人知道，当年有人拼了命，想阻止这件事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沉默良久。他知道张一鸣说的是对的，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