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京的春天来得迟缓，直至三月末，上野的樱花才羞怯地绽开几树浅粉。然而沈砚之无暇赏樱，他的生活被两件事填满：一是协助孙中山整合流亡力量，二是秘密构建一张即将渗透回国内的情报网络。

    这一日，他正在寓所内与几位从南洋归来的年轻人谈论军事常识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门拉开，程振邦那张风尘仆仆的脸上，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
    “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！”

    他侧身让开，一个身穿黑色学生装、头戴软呢帽的中年男子走进屋内。那人摘下帽子，露出一张清瘦而棱角分明的脸——竟是当初在徐州战场上失散的参谋长周明远。

    沈砚之怔了一瞬，随即大步上前，一把抓住对方的肩膀，上下打量：“明远！你还活着！”

    周明远眼眶微红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总指挥，一言难尽。徐州突围时，我的马被炮弹炸死，人摔进沟里昏迷过去。醒来时，部队已经走远。我在老乡家躲了两个月，伤好之后，一路辗转南下，从上海搭船来日本找你。打听了几十处地方，总算找到了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半晌说不出话。良久，才拉着他坐下，倒上一杯热茶：“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兄弟们呢？你知道多少人的下落？”

    周明远接过茶盏，双手微微颤抖，那是长期颠沛流离留下的后遗症。他喝了一口，平定情绪，缓缓道来。

    原来，徐州战败后，沈砚之部被打散成数股。周明远这一支约三百余人，在副团长刘德柱的带领下，突围后向西退入河南境内。他们不敢走大路，昼伏夜出，穿越荒山野岭，最终在伏牛山深处找到一处隐蔽的山谷，暂时落脚。当地民风淳朴，又恨北洋军横征暴敛，竟然接纳了这批残兵，供给粮秣。

    “刘德柱派人化装成商贩，四处打探消息，也与当地会党接上了头。”周明远压低声音，“他托我带话给总指挥：弟兄们等着你回去，你什么时候举旗，他们什么时候下山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目光灼灼，又问道：“程振邦那二百多人呢？”

    “程团副带来的人，大多是咱们从山海关带出来的老底子，突围时拼死护着你往东走，损失最小。其余各部，有的被打散后零星潜回原籍，有的被北洋军收编，也有的……投降了。”

    最后三个字，他说得很轻，但屋内几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程振邦脸色铁青，一拳砸在榻榻米上：“软骨头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救他！”

    沈砚之摆摆手，神色平静：“乱世之中，各人有各人的选择，强求不得。要紧的是，咱们还有多少人？还能联络上多少人？”

    周明远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，展开来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人名、地点、联络方式。那是他用两个多月时间，一点一滴汇集起来的。

    “总指挥，据我所知，咱们旧部散落在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四省的，大约还有一千二百余人。其中大部分是愿跟着你继续干的，但也有小部分已投了别家，或者心灰意冷，只想回乡务农。这一千二百人中，能立即联络上的，约八百人。他们分布在三十七个县，大多以务农、经商、教书为掩护，随时可以聚拢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接过那张纸，一行行看过去。每一个名字，都曾是他麾下的弟兄；每一个地点，都埋藏着一颗尚未熄灭的火种。他的手指微微收紧，仿佛握住了千钧重量。

    “明远，你辛苦了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诚挚，“这份名单，比千军万马还珍贵。”

    周明远摇摇头：“总指挥别说这话。咱们这些人，当初跟着你起义，图的是什么？图的是推翻满清，过上好日子。结果满清倒了，袁世凯比满清还坏。这口气，弟兄们咽不下去。”

    窗外传来一阵鸽哨声，几只灰鸽掠过天空。沈砚之望着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，沉默良久，忽然问道：“明远，你在国内跑了一圈，觉得民间对袁世凯，到底是什么态度？”

    周明远想了想，斟酌着说：“老百姓不懂什么约法、国会，他们只知道，袁世凯当总统以后，税更多了，捐更重了，抓丁拉夫更凶了。乡下有句话，叫‘民国不如大清，总统不如皇帝’。但这话只能背地里说，让北洋的探子听见，就得抓去蹲大牢。”

    “那些士绅、商人呢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更怕。”周明远冷笑一声，“袁世凯解散国会，废掉省议会，那些当初嚷着‘地方自治’的士绅，现在一个个缩起脑袋，生怕被当成革命党。但也有不怕死的。我在天津卫，见过一位姓张的商会会长，他悄悄跟我说，如果南方再起事，他愿意捐五万大洋。他说，袁世凯这样搞下去，生意没法做，今天要借国债，明天要收厘金，后天说不定就把你的厂子充公了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他知道，袁世凯的统治，正在从根基上松动。这种松动，暂时还只是细微的裂纹，但假以时日，终将演变成崩塌。

    “天津……”他喃喃重复着这个地名。

    程振邦凑过来：“大哥，你想派人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