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二年春，南京的雨水来得格外早。

    沈砚之站在陆军部招待所的窗前，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丝。雨水顺着灰瓦屋檐滴落，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。街道上行人稀疏，偶有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匆匆跑过，溅起一路泥泞。

    “沈师长，这是今天刚送来的裁军方案。”

    副官林文谦推门进来，手里捧着厚厚一沓文件。他脸色凝重，将文件放在桌上时，纸张边缘已经有些卷曲，显然被反复翻阅过。

    沈砚之没有转身，依然望着窗外：“第几稿了？”

    “已经是第六稿了。”林文谦声音低沉，“这次比上次更苛刻。按这个方案，咱们的第三师至少要裁掉六成。四个步兵团要缩编为一个旅，炮兵营、骑兵连全部取消，辎重、工兵、卫生各队保留编制，但人员减半……”

    “武器呢？”

    “所有火炮都要上缴，重机枪只准保留十二挺，轻机枪减半。步枪……只允许配备一千五百支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终于转过身来。窗外的天光映着他消瘦的脸，颧骨突出，眼窝深陷，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如鹰。

    “一千五百支步枪，”他重复道，声音平静得可怕，“那我们剩下的三千多名官兵，有一半人只能赤手空拳？”

    林文谦低下头：“文件上说，被裁撤的官兵，可领取三个月的饷银，遣散回乡……”

    “回乡？”沈砚之走到桌前，拿起那份裁军方案，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盖着陆军部的朱红大印，“文谦，你说说，这些弟兄能回哪儿去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是跟着我从山海关一路打下来的。山东的李大个，他老家闹旱灾，全村人都逃荒去了，爹娘死在路上，他无家可归。湖北的陈二娃，家里三亩薄田被乡绅强占，他妹妹被逼得上吊，他才提着柴刀投了军。江西的赵老四……”

    他一页页翻着那份方案，纸张在他手中发出轻微的脆响。

    “这些弟兄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跟着我沈砚之从关外打到江南。多少次枪林弹雨，多少次死里逃生。现在仗打完了，天下太平了，让他们领三个月饷银，就卷铺盖滚蛋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将文件重重拍在桌上，震得茶杯晃荡，茶水溢出。

    “他们用命换来的民国，就是这样对他们的？”

    林文谦不敢接话。他跟着沈砚之五年，从山海关起义就跟在身边，见过师长在战场上杀伐决断，见过他在枪林弹雨中谈笑风生，却很少见他如此愤怒。

    不，不是愤怒。是悲凉。

    雨下得更大了，敲打着窗棂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远处传来隐约的号声，是隔壁营房的官兵在操练。再过些日子，这些号声也许就再也听不到了。

    “程副师长呢？”沈砚之问。

    “程副师长去陆军部交涉了，已经去了两个时辰，还没回来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点点头，走到墙边，那里挂着一幅手绘的作战地图。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——从山海关到南京，从武昌到金陵，每一步都是用血踏出来的。

    他的手抚过地图上山海关的位置。宣统三年的雪夜仿佛还在昨天，三千乡勇在校场起誓，攻破关门，在北方的寒夜里点燃第一簇革命的火。那时候，他们以为只要推翻清廷，建立民国，天下就太平了，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

    谁能想到，赶走了一个皇帝，又来了一个“大总统”。而这位大总统，正用比清廷更“合法”、更“文明”的手段，一点点扼杀革命。

    “师长，”林文谦犹豫片刻，还是开口了，“有件事……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“昨天，我去陆军部领取这个月的军饷，听见几个司长在走廊上说话。他们说……说袁大总统对南方的革命军一直不放心，尤其是咱们这些从武昌起义时就跟着革命党的部队。这次裁军，就是要削藩，要剪除后患。还说要‘以文制武’，以后军队的事，都得听陆军部的，听北京的……”

    “以文制武？”沈砚之冷笑，“陆军部那些文官，有几个上过战场？有几个见过死人？让他们来指挥军队，岂不是让秀才去带兵？”

    “他们还说了个词，叫‘军民分治’。”林文谦压低声音，“说军队以后只管打仗，民政、财政、人事，一律不得过问。地方上的事，由地方官管，军队不能插手。这是要……”

    “这是要断我们的根。”沈砚之接过了话。

    他走到窗前，雨幕中的南京城朦朦胧胧。这座六朝古都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京，如今是中华民国的首都。但城头变幻的大王旗，似乎从未真正改变过什么。

    军队不能插手民政？说得轻巧。可这些年，如果没有军队维持秩序，没有军队剿匪安民，没有军队赈灾救荒，这江南半壁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李大个的家乡闹旱灾，是沈砚之派兵押运粮草去赈济。陈二娃的妹妹被乡绅逼死，是程振邦带着执法队去把那恶霸抓来正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