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兄是前辈，经历的战阵比我多。以后咱们商量着来。”

    两人说着，已经到了寨子外。这是一个傣族寨子，竹楼依山而建，层层叠叠。寨门口有火光，是程振邦带着两个兄弟在等。见他们回来，程振邦迎上来。

    “这位是黄明堂黄兄。”沈砚之介绍，“河口起义的指挥。这几位是我的兄弟，程振邦，李二虎，王小顺。”

    双方见过礼。程振邦看着黄明堂眼角的刀疤，肃然起敬：“黄兄，河口一战，打出了咱们革命党的威风。虽然败了，但虽败犹荣。”

    “败了就是败了，没什么荣不荣的。”黄明堂摆摆手，但眼里有光，“不过程兄说得对，这一仗让清廷知道了，咱们不是泥捏的。下次，下次一定打回来。”

    众人进了寨子。头人波岩已经摆好了酒菜——竹筒饭，烤鱼，酸笋，还有自酿的米酒。波岩五十多岁，是寨子的头人，也是沈砚之这几个月发展的第一个联络人。他的儿子前年被土司抓去修路，累死在路上，尸体都没找回来。从此，波岩恨透了土司，也恨透了清廷。

    “沈先生，这位是...”波岩看着黄明堂。

    “这是黄先生，从安南来的朋友。”沈砚之说，“以后，黄先生和几位兄弟就住在寨子里，麻烦波岩头人多照应。”

    “沈先生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。”波岩很豪爽，“来，喝酒。我们傣家人，朋友来了，一定要喝酒。”

    众人围坐，举起竹杯。米酒很烈，入口火辣，但喝下去后，浑身都暖了。几杯下肚，话就多了起来。黄明堂讲河口起义的经过，讲他们怎么攻占河口，怎么缴获清军的枪械，怎么坚守了二十七天。程振邦讲他们在日本受训的经历，讲孙先生的演讲，讲革命的前景。波岩听不懂太多，但他听得认真，听到激动处，拍着桌子说：“打！就该打！那些狗官，那些土司，都该打！”

    沈砚之很少说话，只是听，只是看。他看着这些来自天南海北、出身各异的人，因为同一个信念坐在一起，喝酒，畅谈，眼睛里都有光。那种光，他太熟悉了——是希望的光，是信仰的光，是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义无反顾的光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父亲。如果父亲还活着，看到这一幕，会说什么？

    大概会说：砚之，这条路，你走对了。

    酒酣耳热时，黄明堂忽然问：“沈先生，你说咱们下一步，具体该怎么走？”

    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沈砚之。

    沈砚之放下竹杯，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我的想法是，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以勐腊为中心，联络周边五十里内的寨子。每个寨子发展一两个可靠的人，建立联络点。这一步，要稳，要密，宁可慢，不能急。”

    波岩点头：“这个我能帮忙。附近十几个寨子的头人，我都熟。有些跟我一样，受过土司的气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步，”沈砚之继续说，“等联络点建起来，就组织青壮，秘密训练。不用太多，每个寨子五六个人，十几个寨子加起来，就有一百来人。训练的内容，不光是打枪，还有纪律，有组织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，为谁打仗。”

    黄明堂眼睛亮了：“这个我在行。河口起义失败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队伍太杂，缺乏训练。有些人临阵脱逃，有些人乱抢东西，坏了大事。这次，一定要把队伍练好。”

    “第三步，”沈砚之的声音沉了下来，“等队伍练成了，时机成熟了，就动手。目标不是攻城略地，而是拔掉土司的据点，把田分给百姓。让百姓看到，跟着我们，有田种，有饭吃，不用受土司的压迫。这样，队伍才能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”

    程振邦击掌：“好！这才是长久之计。以前咱们总想着攻占大城市，但城市攻下来守不住，最后还是败。不如在乡下扎根，把根基打牢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，”沈砚之话锋一转，“这三步，每一步都很难，都很危险。清廷不会坐视不管，土司会反扑，甚至英国人也可能插手。我们这些人，可能有人会死，有人会受伤，有人会坚持不下去。这些，大家都要有准备。”

    竹楼里安静下来。只有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映着每个人严肃的脸。

    良久，黄明堂第一个开口：“我老黄从参加洪全福起义起，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。死？怕死就不干革命了。”

    程振邦说：“在日本时，孙先生说过，革命是天下最危险的事，但也是天下最光荣的事。我程振邦，愿意为这光荣的事，死一百次。”

    波岩不会说大道理，他只是举起竹杯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把杯子重重顿在桌上：“沈先生，我们傣家人有句话：是老虎，就要啸傲山林；是男人，就要顶天立地。我波岩活了五十多年，憋屈了五十多年。这次，我跟你们干，死也甘心了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看着这些人，看着他们眼中熊熊燃烧的火焰。他端起酒杯，站起来。

    “那好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铁钉一样，钉进每个人的心里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这些人，就是一根绳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