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东西，敢在租界门口摆摊，活腻了！”

    “那是日租界的地界。”程振邦也走到窗边，皱眉道，“这些巡警，是日本人雇的中国巡捕，专管租界门口那些摆摊的中国百姓。动不动就打骂，比洋人还凶。”

    楼下，老者已被打得趴在地上，包袱散开，里面滚出几个泥捏的娃娃，还有几串糖葫芦。泥娃娃摔碎了，糖葫芦滚进泥水里。老者爬着去捡，手刚碰到一个泥娃娃的头，就被巡警一脚踩住。

    “还敢捡？老子让你捡！”巡警用力碾着老者的手。

    老者惨叫起来，那声音凄厉得像受伤的野兽。

    茶楼里其他客人也都凑到窗边看热闹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面无表情，还有几个穿着绸缎长袍的商人，笑着指指点点，像是在看猴戏。

    沈砚之的手按在窗框上，指节发白。

    “砚之兄，别冲动。”程振邦按住他的肩膀，“这是天津卫，不是山海关。咱们有大事要办，不能因小失大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再睁开时，眼里已是一片冰冷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”他转身，不再看楼下，“大事要紧。”

    但程振邦看见，他转身时，手在微微发抖。

    楼下的惨剧还在继续。巡警打够了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老者趴在地上，很久没动。最后是一个拉人力车的车夫看不下去，把他扶起来，捡起那些破碎的泥娃娃和沾满泥水的糖葫芦，塞回他怀里。

    老者佝偻着背，一瘸一拐地走了，背影消失在冬日灰蒙蒙的街道尽头。

    茶楼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客人们回到座位，继续喝茶聊天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    沈砚之坐回桌前，又倒了一杯凉茶，一饮而尽。

    “振邦，你说，咱们革命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程振邦一愣：“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推翻满清，建立民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啊。”

    “那楼下那位老人家，算不算老百姓？”沈砚之看着他，眼神锐利如刀，“他挨打的时候，茶楼里这么多人，有谁站出来说句话？有谁去拦一下？那些穿绸缎的，那些戴礼帽的，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救国的，为什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欺辱，却无动于衷？”

    程振邦被问住了。

    “因为欺辱他的，不是洋人，是中国人自己。”沈砚之的声音很冷，冷得像窗外的寒风，“那些巡警，也是中国人，可他们穿上那身黑皮，就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脚下踩的是谁的土地。他们打自己的同胞，比洋人还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狗，所以要在中国人面前当狼，才能找到一点可怜的自尊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手指摩挲着茶杯粗糙的杯壁。

    “推翻一个朝廷容易，改变人心难。就算将来民国建立了，租界收回了，洋人赶走了，可如果人心还是这样——强者欺凌弱者，富人鄙视穷人，当官的欺压百姓——那这个民国，和现在的大清，又有什么分别？”

    雅间里陷入沉默。只有楼下隐约传来的市井喧哗，和窗外寒风呼啸的声音。

    良久，程振邦才开口：“那依砚之兄之见，该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。”沈砚之摇头，很诚实地摇头，“我只知道，革命不能只改朝换代，还要改天换地。不能只换一面旗，还要换一种活法。要让楼下那位老人家，以后摆摊不用担惊受怕；要让茶楼里那些看客，以后见到不平事敢站出来说话；要让那些巡警，以后穿上制服，记得自己是中国人，是来保护百姓，不是来欺压百姓的。”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望着远处租界里那些刺眼的异国旗帜。

    “这条路很长，很难。但再难，也得走下去。因为如果不走，咱们的子孙后代，还会跪在洋人面前，还会被自己的同胞欺辱，还会在别人的土地上，活得不像个人。”

    程振邦也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。两个年轻人并肩而立，望着窗外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。

    “那就走下去。”程振邦说，声音很坚定，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转头看他，忽然笑了。这是程振邦今天第一次看见他笑，那笑容里有苦涩，有决绝，也有某种温暖的、属于年轻人的光芒。

    “好兄弟。”他拍拍程振邦的肩膀，“走吧，该去办正事了。”

    两人下楼，结了茶钱。走出茶楼时，沈砚之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弯腰捡起地上一个破碎的泥娃娃——是刚才那位老者的货物，被巡警踩碎了，没人要，躺在泥水里。

    泥娃娃是个憨态可掬的童子，笑呵呵的，但现在头碎了，身子也裂了。沈砚之用袖子擦掉上面的泥水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。

    “砚之兄，你这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留个念想。”沈砚之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提醒自己，别忘了为什么要革命。”

    两人穿过熙攘的街道，往英租界方向走去。路过日租界门口时，那几个巡警还站在那里，叼着烟，斜着眼打量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