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如果不交，等待他的是什么？剿。像张处长说的，闹就剿。北洋几十万大军，真打起来，程振邦那点骑兵，能撑几天？

    沈砚之闭上眼。他仿佛看见了火光，听见了枪炮声，看见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血泊中倒下。不，不能这样。仗不能再打了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流的血已经够多了。

    可是，不流血，就要流泪。那些被裁的兵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的泪，谁来擦？

    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铃声刺耳。沈砚之走过去，拿起听筒。

    “喂？”

    “沈处长吗？”是个陌生的声音，很年轻，“我是《顺天时报》的记者，想跟您约个采访，谈谈裁军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裁军的事，陆军部会有统一口径，不接受个人采访。”

    “可我们听说，您是南方人，又在南方带过兵，对裁军应该有自己的看法...”

    “对不起，我很忙。”沈砚之挂了电话。

    电话又响了。他盯着那黑色的机器，盯了十几秒，才再次拿起。

    “喂？”

    “砚之，是我。”这次是熟悉的声音——程振邦。

    沈砚之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，压低声音：“振邦？你怎么...”

    “我在北京。”程振邦的声音很平静，“刚到。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，308房间。你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？”

    “现在。”

    电话挂了。沈砚之握着听筒，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。程振邦来北京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住在六国饭店——段祺瑞晚上请客的地方。

    是巧合，还是有意？

    他放下电话，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。去，还是不去？去，风险太大。程振邦是南方的将领，是革命党，是袁世凯要裁撤的对象。他这个陆军部的处长，私下会见这样的人，传出去，会是什么后果？

    可不去，程振邦为什么来北京？为什么住六国饭店？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找他？

    沈砚之走到衣帽架前，取下军帽，戴在头上。镜子里的人，眼神坚定。他知道，他必须去。有些事，必须当面问清楚；有些人，必须当面见一见。

    走出陆军部大楼，夜风很凉。他叫了辆黄包车，说了声“六国饭店”，车夫拉起车就跑。车铃叮当，车轮轧过石板路，发出单调的声响。路两旁的店铺大多打烊了，只有饭馆、茶馆还亮着灯，里面人影晃动，猜拳行令声隐隐传来。

    这就是北京的夜。繁华，喧嚣，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空虚。像一场大戏，锣鼓喧天，可台上的人演的什么，台下的人看的什么，没人说得清。

    六国饭店在东交民巷，是外国人开的，也是北京城里最豪华的饭店之一。沈砚之下了车，付了车钱，站在饭店门口。玻璃门里灯火通明，穿西装的外国人，穿长衫的中国人，穿旗袍的女人，来来往往。门童穿着红色的制服，戴着白手套，为他拉开门。

    “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”

    “308房间，程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请跟我来。”

    门童领着他穿过大堂。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，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天花板上吊着巨大的水晶灯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墙上的油画，角落的钢琴，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水味——这一切，都和外面那个破败的北京城，是两个世界。

    308房间在二楼。门童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程振邦的声音：“进来。”

    门开了。程振邦站在窗前，背对着门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他穿着便装——灰色的长衫，黑色的布鞋，像个教书先生，不像个将军。

    “你来了。”他转过身，脸上带着笑，眼里却有疲惫。

    沈砚之关上门，打量着房间。很豪华，沙发是西洋式的，茶几上摆着鲜花，床是铜架的，窗帘是丝绒的。墙上挂着风景画，画的是瑞士的雪山——沈砚之在画报上见过。

    “怎么住这儿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这儿安全。”程振邦在沙发上坐下，指了指对面的位置，“东交民巷，外国人的地盘。袁世凯的人，不敢在这儿撒野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坐下，看着他。一年多不见，程振邦瘦了，也老了。两鬓有了白发，眼角有了皱纹。只有那双眼睛，还和以前一样，亮得像寒星。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    “今天下午。”程振邦倒了杯茶，推过来，“从南京坐火车，走了三天三夜。一路上，看见的都是兵。北洋的兵，南方的兵，各省的兵，穿着不同的衣服，扛着不同的枪，在车站，在码头，在街上晃荡。像什么？像一群没头的苍蝇。”

    沈砚之没接话。他知道程振邦还有话要说。

    “砚之，裁军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”程振邦直截了当。

    “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“名单呢？看见了吗？”

    沈砚之沉默片刻，点点头。